【周末】帝国的铸就(3)

书虫子 2018-06-21 12:52:48

 

在1848年的任意妄为之后不久,这位“疯狂的容克”——人们是这样称呼他的——就以德意志联邦议会普鲁士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手笔,旨在召集德意志联邦各成员国为奥地利的统治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背书,该家族长期以来是德意志举足轻重的统治者。(奥地利的代表依职权是联邦议会的主席,在法兰克福的奥地利公使馆就职。)在四百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哈布斯堡家族都身着皇家的紫袍。他们由德意志王公选举出来,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样,他们宣称自己是图拉真和奥古斯都的继承人。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但哈布斯堡家族仍认为自己是整个欧洲最出类拔萃的王朝,继续瞧不起北方的普鲁士表亲们。普鲁士王室霍亨索伦家族在15世纪才得到勃兰登堡侯爵的封号;这是不是一种尊荣还两说,因为勃兰登堡土地贫瘠、沼泽遍地,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箱”。之后,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被波兰国王封为普鲁士公爵,不过,直到18世纪,霍亨索伦的统治者才敢登基称王,也只获得了奥地利皇帝的承认。

俾斯麦说:“我从小就钦佩,甚至可以说崇拜奥地利的政策。”但在法兰克福,他意识到自己被哈布斯堡家族“阴险狡诈、背信弃义”的外交手腕排斥了。那时,他说:“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使德意志从奥地利的重压下脱身。”他立马开始质疑奥地利的优越地位。俾斯麦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出色演员,也是用心的学生,他喜欢通过扮演丑角让对手措手不及。在德意志联邦议会上,他掏出一根雪茄,跟奥地利代表借火柴。从来没有普鲁士代表做过这种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奥地利人才有资格在联邦议会上吸烟。俾斯麦这样做,无异于往奥地利皇帝脸上喷了一口烟。

“对我们双方来说,德意志都太小了。”1856年,俾斯麦如是说。然而,墙上的影子却只有他自己能看到。在柏林,人们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古怪人物,不可靠,可能也不安定,当然肯定也没有普鲁士贵族应有的自律。他被派往千里之外的圣彼得堡,在那里,他就无法干涉威廉大街[9]制定的政策了。他说,当时,他觉得自己“被束之高阁”。

在圣彼得堡这个寒冷的“流放之地”,他的健康严重受损。严寒的气候折磨着他的精神,何况,他那熊熊激情本来就很脆弱。更糟糕的是,有力无处使的感觉让他变得软弱而颓废。徒有权力却无法施展,令人无比沮丧。

第四章 自由宣言

华盛顿,1861年2月

身处圣彼得堡的俾斯麦还在做着权力的美梦,在西方世界的另一端,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准备履职了。他于2月23日清晨6点左右抵达华盛顿。陪伴林肯从巴尔的摩坐火车来到华盛顿的只有两名随从,私家侦探艾伦•平克顿和来自伊利诺伊州丹维尔的律师沃德•希尔•拉蒙,后者身材魁梧,是总统的贴身保镖。

火车站冷冷清清,一群出租马车的车夫——大部分是黑人——站在门口,希望能赚点车费。来迎接这位即将到任的总统的人寥寥无几,其中之一是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伊莱休•沃什伯恩。“亚伯,”林肯一出列车车厢,他就大声喊道,“你太冒险了!”由于担心存在暗杀的风险,林肯一行出站没有搞什么排场。有传言称,林肯途经巴尔的摩的时候会遭遇偷袭暗杀。基于这一情报,有人建议总统轻装简从,悄悄来首都履职。

林肯的形貌举止印证了那些在华盛顿等他的不怀好意的人的想法。几个星期以来,首都传言满天飞,说他举止粗俗。在东部光鲜体面的人们眼里,林肯的长相激起了他们的不适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野蛮的哥特人或古怪的叙利亚人,紫袍加身,登上帝位,在罗马元老院一干傲慢的体面人跟前闪亮登场似的。这位候任总统的一张面孔饱经大草原的风霜,亨利•亚当斯觉得,这是一张“平凡土气得有如犁耙过的脸”。不过,对那些习惯了东部审美标准的人来说,不仅是林肯的长相,他的举止也缺乏品位与教养——粗俗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位旁观者说:“要不是亲眼见到,简直没法相信这是真的。”

在礼节要求脱帽的场合,这位候任总统并不是每次都会脱帽。在前往华盛顿途中,他在纽约做了短暂盘桓,他戴着一副黑色羊皮手套去了剧院,而那天晚上,所有去听威尔第歌剧的绅士戴的都是白色手套。纽约的商界精英们一副装腔作势的英式做派,对林肯丝毫不留情面;纽约的贵妇人虽然纡尊降贵地接待了林肯夫人,但这种社交客套也并非全无恶意,因为纽约社交界的女元老——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夫人并未露面。当报纸错误地报道说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夫人出席了接待会时,这位“第五大道的皇后”马上予以否认,其冷落怠慢可见一斑。她的丈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纽约代理,也是一名道格拉斯派民主党人。

有一个人声称,他看到了众人眼中的平凡外表之下的真实林肯。他就是前一年刚出版了新版诗集《草叶集》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他在路过纽约的时候,曾经匆匆见过林肯一面。一长溜马车从第三十大道的车站驶向阿斯特豪斯酒店。街道上人头攒动。诗人看见一个高个子走出了一辆四轮马车。他“在人行道上悠然站定,抬头望着这座宏伟古老的大酒店的花岗岩墙体和幽暗的建筑风格——他伸了个懒腰,然后用了整整一分钟,慢慢地、亲切地环顾周遭一大群安静的人”。“许多刺客裤袋或胸袋里藏着匕首和手枪,”惠特曼说,“准备停当,就等动手。”

诗人夸大了民众的敌意。报纸报道的则是一个热情的欢迎会。作为记者,惠特曼虽然有所不足,但他绝对善于观察人物。他说,要真实地描绘林肯,得用到至少“四位天才,四只才干过人的手”,他说的是普鲁塔克、埃斯库罗斯、米开朗基罗和拉伯雷。普鲁塔克和米开朗基罗还好理解——林肯算是个大英雄。拉伯雷也可以理解,林肯很幽默。但埃斯库罗斯?也许惠特曼认为,只有这位塑造了凶事预言家卡珊德拉的艺术家才能准确地刻画出总统精神中的迷信忧惧。林肯一直以来具有这种对不祥的预感,这毫无疑问是与生俱来的,童年时代的经历也证明了这点。林肯1809年出生于肯塔基州,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他的律师合伙人威廉•赫恩登说,他生活在一群“没文化且迷信的”、“至今南方仍然广泛存在的、人称‘穷白佬’的游牧民”中。尽管智力水平快速增长,但是林肯始终多多少少地相信,他能参透那些揭示命运隐秘的预兆和迹象。当选总统后不久的一天,他靠在斯普林菲尔德家中的沙发上,看见了一个异象。他“在墙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面孔的重影,其中一张比另一张更苍白”。他大惊失色:很显然,第二张苍白的脸预示着他离死期不远了。对这一神谕,他接受了妻子的解释,林肯夫人认为,神谕暗示她的丈夫“可以连任,但会死在第二任期上”。

也许林肯的确会玩些预言和占卜的把戏,但总的来说,林肯的头脑仍然是冷静的,他无法容忍无稽之谈。他的天赋可能还是有些用处的。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他却成了一名成功的律师和政治家,早年形成的才智增长模式在壮年时继续对他的性格起着支配作用。每十年,他的思想观念就会经历一次革命,但没有哪个时期的转变像19世纪50年代中期那么激烈,他响应改革的呼召,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赫恩登记得,在此之前,林肯时常会坐在斯普林菲尔德昏暗的律师办公室里,“茫然地盯着窗户”,出神好几个钟头。他反对军国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曾经引发墨西哥战争,他认为,他的政治希望正是因此而破灭。雄心壮志有如未经琢磨的大石,压在他的身上。他经常遭遇背叛,因此不过五十岁出头,他就变得阴郁颓废,因为他感觉雄心壮志既无法割舍,也无法建设性地施展。

在接下来的1853年,斯蒂芬•A.道格拉斯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筹建内布拉斯加州领地的提案。提案的最后一稿提出废止《密苏里协议》中关于禁止在北纬36°30′以北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蓄奴的有关条款。提案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林肯得知后,勃然大怒。一度成为自由之地的领土如今可能遭受奴隶制的蹂躏。林肯越想越怒不可遏。赫恩登说:“在办公室的讨论中,林肯的发言变得愈发大胆直接。”向强硬派妥协就是姑息迁就,掩饰罪恶。林肯坚信:“妥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提出,奴役和自由这“两个重大理念”,

只有通过最巧妙的手段才能区分开来。它们就像两头野兽,相互对峙,被铁链束缚着无法靠近。迟早有一天,这两个死敌中的某一个会挣脱束缚,然后,问题便会解决。

1854年10月,道格拉斯参议员回到了伊利诺伊州。伊利诺伊州正在举办博览会,斯普林菲尔德游人如织。道格拉斯试图捍卫他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政策。林肯在被一家报纸称为“最有深度”的演讲中,对此进行了公开谴责。他“激动地颤抖着”。他讲完时,听众爆发出欢呼,妇女们挥舞起雪白的手绢。

1858年,林肯被共和党提名为参议院的议席候选人,取代道格拉斯。接受提名后,他不仅将道格拉斯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政策,也将白银时代的参议员们设计的整个和解框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从这一政策(参议员道格拉斯的政策)提出,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该政策曾公开宣布,并满怀信心地承诺,要结束奴隶制争端。

这一政策实施之后,奴隶制争端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不断升级。

我认为,这场争端不会结束,我们必将迎来并经历一场危机。

“一个自我分裂的家是不会持久的。”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不能永远忍受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况。

我不愿联邦解散——我不愿家室倾覆——但我着实期望它停止分裂。

它或者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

这场较量堪称势均力敌,然而最后林肯还是落败了。不过,这并不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因为“分裂之家”的演说显示出演说者是一位全新的美国政治家,他豪情万丈、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改革原则,紧握权力,不会不加抵抗地放手。

林肯认为,自由制度正深陷危机,一种新的强权哲学正在形成。他说,随着这种新哲学的传播,人类之间的奴役有可能会在美国“老的和新的、北方的和南方的各州”获得合法地位。如果权力主义者继续取得进展,美国将见证自由国家原则的“彻底倾覆”,它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邦人,还有天主教徒”。如若局面当真如此,他说他宁愿“移民到一个不曾假装自己热爱自由的国家——比如俄国,在那里,独裁统治是那么纯粹,毫无虚伪矫饰”。

但是,自由制度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有美国。林肯认为,这种新的强权哲学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势头强劲地发展着。他反复强调,自由与奴役的战争是世界范围的。他还预测,两种哲学在美国较量的结果会对这一世界危机产生极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一旦美国的共和政体在奴隶制问题上崩坏,全世界人民都将遭受苦难。反之,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成功捍卫了自由原则,“全世界将有无数自由快乐的人站起来”,林肯说,“我们将成为幸福的最新一代”。

学者们批评林肯夸大了自由面临的威胁,但是必须明白,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对抗自由国家的力量看起来是多么强大。新的强权哲学之所以危险,正是因为它直指自由国家理想的要害。它攻击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正如林肯所说:

自由社会的定义和公理被否认,被回避,而且他们取得了不小的胜利。有人时髦地称之为“漂亮的空话”,有人不客气地称之为“一派胡言”,还有人阴险地说它们只适用于“高级人种”。这些表述尽管形式不同,但在实质上和影响上是相同的——取代自由政府的原则,恢复等级制度、家族和正统性的原则。他们乐于见到贵族老爷们聚集,密谋与人民为敌。他们是复辟专制的先锋,是开路者。我们必须打倒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征服我们。

如果“复辟专制的先锋”在美利坚合众国得势,或者北美大陆上出现两个敌对的共和政体,一个奴隶制,一个自由制,那么美国能否足够强大,足够自由,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当奴隶制帝国在德意志和俄国出现,并在20世纪迫切要求主宰全世界的时候,美国能否有效地与之抗衡,就值得商榷了。

“我的政治情感无不出自《独立宣言》的理念。”在前往华盛顿就任总统的路上,林肯在费城如是说。然而,这位自由和自治的战士内心却有另一个隐秘的自我,焦躁不安、暗藏野心、沉迷于人类的伟大、热切渴望个人权势的显赫。赫恩登说道:他的野心“如同一台不知休息的小发动机”。多年前,林肯曾形容一些人属于“狮子的家族,或者雄鹰的群体”,他自己就属于这个群体。年轻时,林肯曾说:“卓越的天才不屑于走寻常人的道路……他们渴望脱颖而出;如有可能,无论代价是解放奴隶,还是奴役自由人,都在所不惜。”

一面是满足于自由州生活与文化的自由人格,一面是渴望更多变革的浪漫人格,这种内心对立简直让人难以捉摸。或许,那一时期美国浪漫艺术家的作品最能表达这样一个灵魂的欲求与不满。梅尔维尔的《白鲸》和爱默生的《代表人物》也许比那个时代的所有报纸都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位总统的动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盘踞在林肯灵魂中的这些矛盾迟早会使他揭示他所发起的这场改革的秘密。

圣彼得堡,1861年2—3月

当林肯奔赴华盛顿开展改革的时候,在圣彼得堡,沙皇亚历山大已经将他的改革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彼得•克鲁泡特金王子目睹了一连串戏剧性的事件。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大斋节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狂欢日,王子懒洋洋地躺在青年兵团——俄国军官学校——的床上。不过,他得赶紧起床着装,因为每到星期日,他都要参加骑兵学院的警卫换岗仪式。

那时的圣彼得堡正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在白色舞会的四对方舞和粉色舞会的华尔兹舞之间,在贵族的私家小型晚宴上,在首都金碧辉煌、帷幔低垂、灯火通明的饭店里,到处谈论的都是解放农奴。克鲁泡特金王子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虽然不满二十岁,却是一个天生非常善于观察的年轻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他具备极好的条件,他有机会接触首都上流社会的名士要人,甚至沙皇本人,因为他很快就成了沙皇的贴身侍卫。

虽然深入圣彼得堡核心,克鲁泡特金王子却不是土生土长的首都人。他是莫斯科古老的波维尔贵族的后裔,祖先血统高贵,卓尔不群,累世居住在城中的王室侍从区,在克里姆林宫的荫蔽之下。这些俄国古老贵族的遗人唯恐失去家族财产,多年以来一直置身世外,对17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经历的变迁漠然以对。一些古老家族家资豪富,克鲁泡特金王子的父亲曾拥有1200名男奴。继承自俄国早期贵族的巨额财产掩盖了他们的相对没落,因为在荣誉与地位的角逐中,很多古老的家族被新的阶层迎头赶上,这些人雷厉风行、精力充沛,在彼得大帝手下执掌要职。在圣彼得堡,这个属于彼得大帝的城市,克鲁泡特金王子质朴得近乎土气,秉承着古老家族的传统。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萧伯纳后来与他结识,认为他“待人亲切,有如圣徒”。然而,在克鲁泡特金高贵纯洁的内心,也有丝丝骚动——那是些许的矜持高傲,这种情绪最终使他转而反对沙皇的变革,对俄国来说,这种反抗比奥尔洛夫亲王及其同党所有巧妙的计谋都更具杀伤力。

仆人伊万诺夫端上早茶的时候,克鲁泡特金还慵懒地躺在床上。

“王子,自由啦!”仆人大叫道。

“你亲眼所见?”克鲁泡特金问。

“没错。人们围成一圈。一个人读,其他人听。这是自由。”

沙皇声东击西的策略——派康斯坦丁大公去地中海,安排帕宁伯爵接替罗斯托夫采夫将军的职位——奏效了。如今已万事俱备,亚历山大要采取行动了,但他将这些行动隐藏在另一层秘密之后。废奴宣言在公之于众前两星期就已签署。在小礼拜堂做完祷告,与家人共进早餐之后,沙皇回到自己的书房。随同的有从地中海归国的康斯坦丁大公,沙皇的长子尼古拉,还有其他几位心腹。奥尔洛夫亲王没有亲眼见证改革法会颁布。他病倒了,再没有旁人能挑战沙皇的意愿。

康斯坦丁看着他的兄长拿起宣言。沙皇的双手颤抖着。他大声宣读,之后画了个十字。沙皇在文件上签了字,康斯坦丁在墨迹上撒了沙子。改革的第一阶段完成了。束缚着两千多万人的枷锁不复存在。

然而接下来,沙皇并没有立刻将他发起的改革公之于众。大斋节临近,他将宣言秘而不发,以防狂欢节的狂热——无节制到节日斋戒都无法压制——为暴乱制造条件。在这谨慎的背后,是这位锐意改革的政治家的恐惧,他怕自己失去对改革的控制。史丹卡•拉辛和叶梅连•普加乔夫发起的农民起义还留在俄国人的脑海中。大斋节之后宣布解放,亚历山大希望他的臣民能头脑清醒,带着悔悟的心情听到改革的消息。

宣言签署两星期之后,抄本便在全国散发,随附的还有废除农奴制的法令的文本。俄国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学习沙皇传达的信息。宣言晦涩难懂,因为它是由莫斯科大主教、高级教士菲拉列特执笔写就,采取了教会的古雅风格,用了很多出自古斯拉夫语的短语。“画以十字,尔等俄国子民。”宣言开头如是写道。这是亚历山大在重整国家的努力中犯的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错误。他怎能期望人民会支持一项连他自己都难以向他们解释的改革呢?

在臣民为搞清宣言内容而大伤脑筋的时候,沙皇像往常一样来到骑兵学院,指挥警卫换岗仪式。他经过装饰着双头鹰的宫殿大门,到达冬宫广场。钟声响起,沙皇——解放者——被人潮簇拥着。有人欢呼。有人哭泣。还有些人意识到,这一刻预示着何等美妙的前景,他们互相致以传统复活节的祝贺礼,虽然此时大斋节才刚刚开始。

“基督复活了!”

“没错,基督复活了!”

骑兵学院的仪式结束后,亚历山大并未下马。“各位士兵!”他高声喊道。接着,沙皇向骑兵卫队宣讲他的法令。克鲁泡特金王子听到了沙皇讲话的一部分:“士兵们……军中贵族的代表们……几百年的不公正已经终结……我希望贵族做出牺牲……忠诚的贵族会团结在皇帝周围。”

更触动克鲁泡特金的是一位普通农民有些拘谨的喜悦。那天早上,这位农民遇到一位和气的绅士,他眼中带着笑上前打招呼:“你好,先生?现在——都结束了吗?”

重整俄国的大业已经开始了。

柏林,1861年5月——1862年1月

在班德勒街的一座砖瓦结构的建筑里,一个神情严峻、打扮齐整的男人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他身着普鲁士将军制服,但优雅的容貌,尤其是碧蓝的眼睛,让人丝毫看不出他身上藏着战士的野性。他眼神温柔,带有些微的忧伤,就像一位路德宗牧师,或者是一位离群索居、住在安静市镇中的自由学者。1861年春季,没有几个人——甚至消息最灵通的人——知道这个人和他管理的机构的存在,而他很享受这种默默无闻,毫无怨言。赫尔穆特•冯•毛奇在他六十二岁生日前夕已经做了四年普鲁士总参谋长,总参谋部这个令人关注的机构的准则就是自我意识和抱负完全服从军队和国家的需要。

当时,德意志有很多自称革命分子的人,但没有人比班德勒街上这位不爱出风头的人更大胆无畏和富于创见。如果说瓦格纳谱写了德意志改革的乐章,毛奇则为其提供了器械装备。他所组织的权力形态将会改写整个时代,他的军事行动影响深远,远至20世纪。他指挥的突击队很快就会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在班德勒街的房间中,毛奇愁眉不展地研究着地图。危机无处不在。普鲁士周边强国环伺。西面是法兰西,其统治者拿破仑三世是五十年前入侵德意志,耀武扬威进入柏林的那位拿破仑的侄子。南边是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各国中稳占首席,一心压制雄心勃勃的普鲁士。东边是俄国这个庞然大物。而北方濒临的海洋被英格兰海军控制。毛奇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假如说,为了摧垮居中的德意志,西面的拉丁语系国家——法兰西、西班牙和意大利——与东面的斯拉夫人联合起来,该如何是好?[10]假使拿破仑三世像他叔叔那样贪求权力和财富,为了获得莱茵河地区的领地向普鲁士宣战,该怎么办?

这样对灾难没完没了的想象着实令人郁闷,不过这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官员的职责所在。参谋人员的工作就是绷紧神经揣摩未来,制订计划,以应对每一个可能发生的偶然性军事事件。玩战争游戏就是参谋人员的生活。个性正常的人在这样的职业中不可能出人头地,稍有些神经质是在普鲁士总参谋部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毛奇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就像之前杰出的参谋人员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一样,他也罹患抑郁。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曾在巴黎见过他,觉得他安静得出奇,怀疑他被“无休止的内在压力”烦扰。

善于利用这样的人是普鲁士军队的高明之处。对普鲁士军官的流行看法——迟钝冷漠、缺乏想象力、军人式的顽固——很是正确。但在普鲁士军中,也有具有人文主义头脑的人,比如毛奇,他在成为总参谋长之前,从来没指挥过军队。战士或曰“头戴花翎的人”带领军队,谋士或曰“文士”管理总参谋部的运作。这两群人——战场上耀武扬威的勇士和战情室里戴着单片眼镜的博弈高手——很快将使普鲁士军队成为全世界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战争机器。

与战场上的指挥官迥然不同,性格各异的总参谋部工作人员都是顾问、战略家、技术专家,他们甘于幕后。“我的生命无迹可寻。”总参谋部最机敏的智囊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这样说。克劳塞维茨终其一生,都未敢发表其著作《战争论》——他在书里总结归纳了战争艺术的知识,该书在其去世后才得以出版。《战争论》基于浪漫主义的视角,阐述了个人对国家权威的拜服。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国家体现着人民的意志,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在于“将君主和国家置于至高地位”的努力。战争是基于爱国精神的伟大创造性活动。

毛奇将克劳塞维茨的传统带进了一个新纪元。跟很多普鲁士军官一样,他出身于德意志北方的贵族家庭,很早就接受了祖辈们秉承的勇于奉献和乐于服从的严格信条。然而,与大多数军官同僚不同的是,毛奇意识到了波罗的海之外的广大世界,并充满了好奇。他并未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归功于父亲——一名普鲁士军官,也是一名式微的乡绅——而是归功于自己的母亲。跟俾斯麦的母亲一样,毛奇的母亲在城市里长大,她是吕贝克人,汲取了汉萨同盟文化的养分。毛奇自己迷恋文学和艺术,他年轻时似乎曾渴望成为文艺复兴伟人那样的通才。然而,他对艺术和音乐的热爱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军人。在丹麦军中度过了一段不愉快的时光后,1821年,他接受了普鲁士军队的委任状。为了贴补收入,他发表了一篇传奇散文、几篇史略,并着手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翻译为德语。之后,毛奇去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成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王穆罕默德二世的军事顾问。其间,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做了走访探查,足迹东至幼发拉底河,深入到了自色诺芬以来欧洲人从未踏足的地区。他喜欢南方的艳阳和地中海边的新鲜空气,研究普罗旺斯和罗马的古物遗迹最令他兴奋。柏林冬天“灰蒙蒙的雾、湿淋淋的阴沟和漫漫长夜”令他抑郁沮丧。

1857年,毛奇当上了总参谋长,他立志使普鲁士的战略适应当时的科技革命大潮。他确信,在未来的战争中,铁路和电报线路将比传统防御工事更为重要。他说:“不要再建堡垒要塞了,要建铁路。”1843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铁路战略的论文,他成为总参谋长之后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铁路远程拉练补充传统军事演习。1862年,这样的演习第一次举行。

然而,毛奇的主要贡献并非在技术层面,而是在精神层面。他的柔弱苍白似乎意味着一种内在的纯洁和灵魂的宁静。在他的领导下,总参谋部上下一心、意志坚定,让人不禁想起修士的兄弟会。暴力理论迟早会影响整个军队。战争带来奴役,这是强权的终极形式,这是一种强迫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艺术。同时,战争也是对逃离生活的浪漫渴望最完整的表达。战士们不仅拒绝肉体,还要将其摧毁。戴着骷髅和黑鹰的徽识、高举死亡的图腾并无意义;真正的普鲁士战士渴望将信仰封存在鲜血的洗礼中。在打造新的“条顿骑士团”的时候,毛奇精炼了这种狂热的精神,培养塑造了一批灵魂如铁十字架一般坚韧的人。[11]

华盛顿,1861年2—3月

林肯抵达首都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镇压反革命异端。必须让苏厄德州长安分一些了。如果可能,尽量温和;如果必要,就得坚决。

苏厄德倍感屈辱。不仅因为他的建议被拒绝,还因为他对手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林肯邀请俄亥俄州的萨蒙•P.蔡斯出任财政部长。蔡斯是清教徒的后裔,反对向强硬派妥协,他认为妥协政治是一种亵渎。这令苏厄德忍无可忍。他去见了林肯,告诉林肯他必须做出选择。他说,出于对公共利益,特别是对自身利害的考量,他不得不坚持要求将蔡斯拒之门外,这是他到内阁任职的条件。

总统对这一请求无动于衷。苏厄德决定硬来。总统就职典礼两天前,他致信林肯,说道:“在我看来,自去年12月我向您表示愿接受国务卿一职以来发生的诸般变化,已经使收回前诺、提出辞职成为我不得不为之事。”

林肯立即预见到了苏厄德辞职将带来的麻烦。本党高层采取这种行动,相当于表示对他的改革政策毫无信心,这只会在他执掌大权时削弱他的地位,减少他的机会。不过他又能如何呢?他不能失去苏厄德,但也不能对他做出让步。

林肯选择的解决之道彰显了他的睿智。就职典礼前正是紧张忙碌的当口,他假装没有收到苏厄德的信。“我不能让苏厄德的计谋得逞。”林肯一边将信搁到一旁,一边跟他的私人秘书约翰•尼柯莱说。苏厄德焦急地等待候任总统回复,但是两天过去了,音信全无。

总统权力交接前夕,炮声隆隆,响彻华盛顿的大街小巷。装束严实的炮兵们走上了第十二大道和国会山。陆军五星上将温菲尔德•斯科特谨慎布防,力求万全。

3月4日终于到了。布坎南总统——据英国公使莱昂斯勋爵观察,已经虚弱得无力握紧双手了——下午很早就开车到了威拉德酒店。新当选的总统林肯与他一同坐在四轮四座马车中。两位总统由宾夕法尼亚大道前往国会山,其后跟随着戴着蓝色领巾和白色花饰、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身着绿装的狙击手站在屋顶上,骑兵中队在街上巡逻。一群脸色阴郁的人目送总统的马车经过。“那只伊利诺伊大猩猩从这儿经过呢,那个该遭天谴的废奴主义者,”队伍经过的时候,一名华盛顿的女士说道,“但他永远别想活着回来。”

1点30分,林肯下了马车,迈步走向国会山。

第五章 蓄势待发

俄国亚斯纳亚——博利尔纳,1861年4—5月

一个个子不高却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坐在跨越俄国边境的火车上。他留着胡子,也许是要掩盖自认为没有什么魅力的脸庞,不过他外貌上最值得人注意的是目光,一双灰色的眼睛,眼神炽热。“边境到了,”火车疾驰在白雪皑皑的乡野大地上,这位年轻人在自己的日记上写道,“身体不错,心情愉悦。”1861年春,三十二岁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结束漫长的欧洲之行,回到了家乡。

他在5月初抵达位于莫斯科以南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庄园,这座庄园是祖辈留传下来的。他沿着马车道穿过玉米田,经过村庄和洋葱状圆顶的教堂,驶上了一条周围长满桦树和酸橙树的狭窄道路。最后,他看到一座白灰粉刷、外观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亭子——这就是他的家了,或者说这就是他家仅存的部分了。这块领地上曾经屹立的廊柱巍然的豪宅,如今已踪影全无,多年前,那座房子曾为他的外祖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孔斯基亲王所有,这位老亲王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宫廷忠心耿耿地服侍多年。后来,这位假发上擦着粉、对秩序和行动充满热情的18世纪绅士决定远离尘嚣,退隐到他那廊柱巍然的豪宅中。1828年,托尔斯泰就降生于老亲王沃尔孔斯基的宅邸。不过,1854年,他卖掉了房子,用来偿还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做军官时欠下的赌债。这座他孩提时代的家就被拆掉了。

这一损失令人痛惜。不过,面对俄国春天的美景,一座房子不见了,又算什么呢?托尔斯泰一直对这个季节十分迷恋。“春天到了!”雪融花开的时节,他总会这样大喊,“对所有善良的人,哪怕是对我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上都是如此美好。”在他外祖父的豪宅曾经矗立的地方,如今已经长出了松树苗,还有茵茵绿草。托尔斯泰去乡间骑马,去沃隆卡湾游泳,听夜莺歌唱,在夜晚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他说,在春天,“大自然、空气,一切都沉醉在希望之中,沉醉在未来,美好的未来之中”。

托尔斯泰是满怀改革热情回到俄国的,他希望能对沙皇的改革有所贡献。他同意担任地方治安法官(或者叫“调和人”),这是为了推行沙皇新颁布的解放法令而设立的职位,他希望能建起他已着手建造的农奴子弟学校。他说,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行动的必要性”。

每天,雇农都会向托尔斯泰提出新的不可能满足的要求。“那么,小伙子,你们究竟想要什么?”托尔斯泰这样问他们。听完他们的诉求,他摇摇头:“非常抱歉,我无法满足你们的期望。那样做的话,会给你们的雇主造成巨大的损失。”

“但是请您想想法子,帮帮我们吧,老爷。”雇农们这样说。

“不行,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托尔斯泰回答。

“但是,还是想想法子吧,老爷……只要您愿意帮忙,老爷,您肯定能想法子办到的。”

这时,托尔斯泰就会画个十字,说:“我以上帝的圣洁之名起誓,我无能为力。”

“可怜可怜我们,想想法子吧,老爷!”

地主们更是有一堆无理要求,他们可不像雇农一样好打发。托尔斯泰很快就跟“所有地主”吵起来了。他还收到过恐吓信。就算在省城图拉的大街上,也不怎么安全,一封免职请愿书交到了圣彼得堡负责官员的手中。不过,托尔斯泰仍旧留任原职。

就像其他负责推行解放法令的人一样,他很快就发现,无论做出什么决定,都会给一些人造成痛苦。农民世世代代耕种这片土地,他们认为自己一次次用鲜血和汗水为每一寸土地、每一条犁沟付出代价。如果不将这些他们辛勤耕作了几十年的土地彻底送给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不公正的。“我们的生命都属于你,”农奴对地主说道,“你可以拿走,但你无权将我们从属于我们的土地上赶走。”然而,按解放法令的规定,农奴只能得到一部分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土地。他们的雇主不会承受贪婪和残忍的后果,他们财产的损失将由政府给予补偿。反过来,政府却指望靠农奴来弥补损失。根据解放法令的规定,在数年之内,得到自由的农奴要为他们所获得的土地补偿帝国财政部。

自然,地主看到的是问题的另一面。他们多达三分之一的不动产将会立即被剥夺,却得不到多少补偿。并且,他们的农奴也会被凭白夺去。解放法令颁布前,许多贵族家庭就已经负债累累,挣扎度日了。很多地主还没从五十年前拿破仑入侵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而那些侥幸免于战争之难的贵族也发现自己很难负担得起和平时期奢侈的花销了——巴黎的时装、巴登的疗养、去尼斯越冬、到蒙特卡洛赌博。很多显赫的家族如今都败落了,大部分家族都失去了旧日的体面和影响力。

托尔斯泰声称,自己“以一种最从容不迫、最尽职负责的方式”努力工作着。但无休无止的纷争消磨了他的斗志。他觉得这份工作虚耗生命,他憎恨所有使自己远离生命神秘本质的活动。在乡间策马奔腾,在玉米地里和农夫犁耕,和大自然亲密沟通,向美丽的农家女孩示爱,比起这些,政治算什么?对托尔斯泰来说,他对国家的不信任感并不是头一次产生。百年前,他所属的阶层被叶卡捷琳娜大帝免除了待诏的义务。废除了强制服务的义务后,贵族得到了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无论是否为沙皇工作,他们都可以保有这些土地。地主非常珍惜这样的自由。他们时刻提防,不愿再被引诱回朝廷卖命,即使是最单纯的公民义务,他们也投以怀疑的眼光。理想的贵族责任精神是“位高则任重”,这种理念曾经促使欧洲的贵族在公共服务方面尽心竭力;而与该理念大相径庭的这种政治冷漠将对亚历山大的改革计划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托尔斯泰怀疑自己所做的政治工作的价值,尽管他纡尊降贵,卖力工作,却依然不能让人满意。有时候,肉体的痛苦让他无法忍耐。“我一定得找个女人。”他写道。他会去找个乡下姑娘。他会去跟吉卜赛人厮混。他会到莫斯科或图拉郊外的小酒馆里寻欢作乐。在某次这样的经历之后,他写道:“姑娘们,奏着荒唐的音乐,姑娘们,犹如机械的夜莺,姑娘们,火热、香烟缭绕,姑娘们,伏特加、奶酪、尖叫和呼喊,姑娘,姑娘,姑娘们!”

但一味地饮酒作乐并没有解决他生活中的问题。出去短暂地放浪形骸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蹶不振的懊恼和绝望。他会痛悔自己这种“动物一样的活法”。他说,他那“可怕的情欲”近乎“生理疾病”,非常“令人恶心”。他向往“更高层次、更完美的事物”。有时,他抬头仰望苍穹,感觉“一切渐渐隐去,化为欢乐和爱”。“我如此热切渴求的是什么呢?”他凝望着璀璨的星空问道。“我并不知晓。”他又写道,“是黑暗,是天空中的黑洞,是光明。我将死去!上帝啊!上帝啊!我是谁?我要去往何方?我身在何处?”

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春天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但是它没有给出答案,在大自然的美好中,孕育着死亡的幻象。“还是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离转角已经不远。转向何方?不知何方……”“既然死亡的苦痛明天即将来临,充满卑鄙的丑行、谎言、自欺、虚无的完结和自我的湮没,那么一切意义何在?一场可笑的骗局!”

一个心境如此的人很有可能会归隐到修道院中。推行解放法令的使命他能担负得起吗?托尔斯泰转向了神秘主义,这是典型的俄国人做派;但在沙皇看来,这种精神的飘荡无定却十分令人不安。要想改革成功,就必须想想办法,激发起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的信念。

华盛顿,1861年4—5月

至少,首都还是安全的。

林肯领导下的改革似乎一度要胎死腹中。在足够强大的防卫力量从北方调来保卫“联邦城”华盛顿之前,华盛顿似乎很有可能会沦陷,而新一届政府亦将瓦解。波托马克河对岸,敌方的军队正在集结。南方已经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一小群浪漫主义者梦想中的美利坚联盟国如今已经成为现实。萨姆特堡已经落入新政权手里。弗吉尼亚州从精神上来说已经是其中一员,很快就会真正加入。华盛顿政府几乎已经丧失了还手之力。

当马萨诸塞州志愿军第六兵团响应林肯的号召,一路过关斩将,穿过巴尔的摩,抵达华盛顿时,林肯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再无其他军队赶来。总统如临深渊,处境堪忧,这是每一位改革领导者早晚都要面对的境地。破釜沉舟痛下决心是一回事,破釜沉舟之后知道这一战要怎么打是另一回事。

林肯明白改革政策的道德必要性,不过不同于沙皇亚历山大,他很少考虑政策的实际后果。马萨诸塞州第七兵团在哪儿?“我觉得,其他北方军队都不会来了,”他沮丧地断言,“第七兵团根本来不了。”林肯并不是个容易大惊小怪的人,但身边的人从他黯淡阴沉的脸上察觉出了他异常焦虑不安。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们为什么还不来!”他透过白宫的窗户向外眺望,有人听到他说,“他们为什么还不来!”

危机解除了,华盛顿很快就被士兵挤得水泄不通。马萨诸塞州第七兵团终于抵达了。各支军队从俄亥俄、佛蒙特、缅因、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和密歇根蜂拥而来。卡梅伦上校率领的苏格兰兵团——纽约第七十九兵团——穿着苏格兰格子装踏上了宾夕法尼亚大道。科科伦上校的爱尔兰兵团——纽约第六十九兵团——紧随其后。到夏初之时,首都的罗马教堂里里外外驻扎了三万多名官兵——这就是波托马克军团的萌芽。整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露营地。富兰克林广场上军营林立。白宫东厅成了守卫室。从罗得岛来的两个兵团驻扎在专利局。更多的军队在河对岸的阿灵顿扎营,军队的帐篷和旗帜从亚历山大一直蔓延到乔治城,要塞和堡垒错综复杂,守卫着这片土地。

大量士兵的拥入改变着整座城市的基调。战时社会的雏形出现了。战争爆发之前,就社会形态来说,华盛顿是一座带着些许法国色彩的南方城市。在华盛顿,就像在查尔斯顿一样,文雅有教养的男男女女因精通法国文化而洋洋自得。他们谈论的是巴尔扎克和史居里小姐的小说。在白宫草坪上,布坎南总统曾经边散步边用法语与人闲谈。但在改革期间,华盛顿旧日这种悠闲从容的亲法文化一扫而空;1861年春天,这座城市被号角、横笛和军鼓占领了。军队的规章塑造了社会形式。主妇们听着晨号起床;少女们精心装扮,期待着军官们的拜访和阅兵典礼;吃过晚饭,人们抽着雪茄、看着报纸昏昏欲睡,听到归营号(就寝号),就随着号声上床睡觉了。有时候,夜里会响起不祥的隆隆声——长久、低沉、单调的鼓声,这意味着有地方出了状况。

华盛顿新社会公认的宠儿是凯特•蔡斯小姐,新任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的女儿。这位年方二十的小姐很快取代了莱恩小姐,成了新任第一名媛。除了上翘的鼻头在有些人看来略有瑕疵,她的面孔英气端庄,身材“极其优美”。她总是打扮得光鲜靓丽,出行时乘坐的是奢华的皇后式马车。然而,虽然如此显赫,蔡斯小姐却巧妙地制造出朴素的效果,因为这比较符合她的身份,她的父亲是个激进的清教徒,这样的人会在教堂里挺身而出,对不敬畏神的人大打出手。蔡斯小姐的衣柜里,鲜花取代了珠宝的位置,要是发间没插满奢华绚丽、芳香四溢的花朵,她是不会走出位于第六大道和E街交叉口的家的。

华盛顿人急于摆脱改革的紧张气氛,所以人们很快就被蔡斯小姐闹出的八卦事件吸引。她已经习惯了予取予求,总能得偿所愿;蔡斯小姐最想要的是什么在首都早已不是秘密。那年春天,威廉•斯普拉格骑着白马,率领着罗得岛第一兵团进驻华盛顿。蔡斯小姐的命运就此注定。她如何能抗拒?自然和命运似乎对这位年轻人格外青睐。斯普拉格英俊潇洒、出身富贵、地位显赫。他是罗得岛的领导者。他年仅三十,风华正茂,很可能内心也很狂野。在他深灰色的双眸中,蔡斯小姐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在战时华盛顿的苍穹下,这位性情率真直接,甚至有点军人气质的蔡斯小姐简直可以称得上光彩夺目。虽然如此,这座城市的生活还是以总统为中心展开的。在社交方面,林肯并不像很多人料想的那样粗鄙。专利局的鉴定员霍雷肖•N.塔夫特一向在礼节方面吹毛求疵,但他从未见到林肯困窘为难过。他说:“总统似乎迫切希望让每个人都舒适放松,这是良好教养的真髓。”外交使团到白宫参加正式宴会时,总统的雅量让很多人大吃一惊,虽然在他的儿子托马斯(又称“塔德”)看来,在胸挂缎带的外交官和身着镶边服饰的专员身边,“穿着黑色西装的爸爸看起来格外朴素”。林肯夫人则另当别论,塔德说道:“没错,妈妈可是盛装出席。”玛丽•托德•林肯一心想压全世界的“蔡斯小姐们”一头,她5月去费城和纽约大采购,可惜效果很糟糕。

不同于林肯夫人的自我中心和卖弄炫耀,总统先生的举止保持着一种得体的朴素。1861年,塔夫特鉴定员的女儿朱莉娅经常见到林肯,她的哥哥巴德和霍利是林肯家的两个小儿子——八岁的塔德和十岁的威廉•华莱士(又称“威利”)——的玩伴。(林肯的大儿子罗伯特•托德正在哈佛念本科,二儿子爱德华•贝克安息于伊利诺伊州的墓地。)塔夫特小姐年方十六,漂亮可爱又有教养,身边自然不乏护花使者。她经常看到总统在公务不是很繁忙的时候,坐在大楼二层椭圆形起居室里的那把靠窗的大椅子上。他的膝头通常会放一本书——那是一本“部头很大、有些磨损、皮质封面的书”。那是他的《圣经》,不用的时候,就“放在伸手可及的一张小桌子上”。午餐后,他会坐在窗边阅读。“有时候,他只穿着袜子没穿鞋,”塔夫特小姐记得,“跷着二郎腿,慢慢地前后打晃,仿佛和着一支无声的曲子。”

一开始,塔夫特小姐有点害怕这位总统,不过她很快就发现,他脾气其实很好,并且平易近人。他叫她“啰唆鬼”(flibbertigibbet)。有一天,在起居室里,穿着白色连衣裙配蓝色腰带的塔夫特小姐说,自己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总统假装惊奇地看着她。

“你不知道什么叫‘啰唆鬼’?”林肯问道。

塔夫特小姐不知道。

“好吧,我太吃惊了,孩子。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啰唆鬼’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不知道,”塔夫特小姐回答,“这是个法语单词吗?”(对自己出色的法语,塔夫特小姐一向引以为傲。)

“不是,朱莉娅,”总统说道,“这不是个法语单词,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英语单词,我非常吃惊你竟然不知道它的含义。”

“我觉得你也不知道。”她对总统说。

“不知道‘啰唆鬼’是什么意思?我当然知道啦,告诉你吧,‘啰唆鬼’就是穿着白色裙子、扎着蓝色腰带、一头卷发、又小又瘦、不会走路却会飞的小东西。”

然而,突然有一天,这种愉快的玩笑就结束了,欢声笑语也止住了,虽然总统从不说什么刻薄话,但他会在“紧张时忧伤而沉默地”坐着。塔夫特小姐发现他“在起居室那把大椅子里摊开手脚坐着”,手里拿着那本书。林肯习惯从《圣经》中寻找启示。他知道,这本英文《圣经》铸就了自由的概念,自由实际上是一个新教词汇。任何一个现代改革家——无论他推崇什么样的个人神学——都不能无视这种催生了宗教改革的改革精神。而且,美国人民的想象力还被第二次大觉醒——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福音派的复兴——触动。英国詹姆士国王钦定版《圣经》里的诗意情怀还萦绕在国民的意识之中。

“有位朋友曾说我不太会引用《圣经》。”林肯说。然而,从1858年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起,他便转而从《圣经》中寻求他所谓的能“深切触及人们心灵,以在危难时期令其复兴”的“人所共知的道理”。在《马可福音》3章25节中,他找到了一直以来求索的东西:“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圣经》中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线索呢?

一天早晨,塔夫特小姐看到总统坐在椅子上,凝视着窗外,《圣经》就搁在他的膝头。“我站在他身旁,他心不在焉地跟我说话,握着我的手放到他膝上。他好像看到窗户外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我的手被他握着,感觉在那儿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向窗外,但是除了树顶什么都看不到。虽然我可以把手从他的手中抽出来,不过我觉得这样不礼貌,所以我就站在那儿,胳膊都酸了。”后来她想,为什么自己没有问问总统在窗外看到了什么呢?她说:“我想他肯定会告诉我的。”

最后,总统转过身来。他一脸惊愕地说:“怎么回事,朱莉娅,我一直拉着你吗?”

暴力事件的发生是林肯始料未及的。他曾希望和平地完成改革,他不允许自己去想象一旦百姓打开战争的大门会发生什么。他不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实干家。不像沙皇亚历山大,从小就在权势中长大。也不像俾斯麦,精通国家事务。他此前从未执掌过行政权力。因此,在1861年春天,他不可能知道如何管理军队。在当选总统之前,他担任的最高职位就是国会议员,即十年前,他在众议院当过一届任期的众议员。他当兵的时间就更短了。据他说,他仅有的战斗经历不过是在黑鹰战争期间跟蚊子搏斗过。在最近的选举中,他所属的党派安排了“全面觉醒组织”这种准军事力量来左右投票结果。亨利•亚当斯曾说,这伙人举着火把招摇过市,有如“群魔乱舞”,“除了没有武器,与军队无异”。然而,在选举拉票时纵容街头暴徒胡作非为是一回事,组织军队,在近乎大变革的氛围中领导一个国家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尤里乌斯•凯撒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纵然天赋英才,凯撒却看不到出路。”凯撒的目标是瓦解一个共和政体,而林肯意在改造一个共和政体,两个人都是改革者,也都发现自己在走出改革的第一步之后,就不确定接下来该做什么了。1861年春天,林肯就像当年的凯撒一样“看不到出路”。

国务卿敏锐地察觉了总统的胆怯犹豫。虽然与自己的宿敌萨蒙•P.蔡斯同朝为官令苏厄德倍感屈辱,不过这位傲慢的纽约人还是答应加入林肯的内阁。国务院的工作太有价值,不能放弃它而让敌人如愿。在这个位置上他屁股还没坐热,他敏锐而戒备的眼睛就发现了为自己攫取更大权力的机会。这一次,苏厄德的判断力减弱了,既有野心的原因,也源于某种麻痹大意。1861年春,这位国务卿瞒着总统,暗地里与南方展开了谈判。为了维护自己的妥协政策,他力劝总统采纳一种激进民族主义的政策。苏厄德辩称,通过挑起与某个欧洲强国的战争,总统可以将国人的注意力转离国内政治困境。

萨姆特堡失守前不久,苏厄德挖空心思地牟取权力。为了保住自己和南方和解的计划,他跟林肯说,政府机关“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没有政策”。他说,如果总统不能“实施或规划”一系列连贯的政策,就该将此重任交付给“某位内阁成员”。“这不是我的专属职责所在,”苏厄德谨慎地加了一句,“不过这责任我既不会逃避也不会主动承担。”

这位国务卿是党内当权者中,第一个直接质疑总统胜任能力的。不过总统知道,他的统治地位虚有其表,危机四伏。如果他不采取行动,还会出现其他的叛变。

为了拯救自己的改革,他必须奋起斗争。

柏林、圣彼得堡,1861年6—7月

1861年6月,普鲁士将军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给远在圣彼得堡的老友奥托•冯•俾斯麦写了一封信。罗恩告诉俾斯麦,柏林的事态已经难以掌控,“爆发的时机成熟了”。

这封信足以让俾斯麦消沉的精神得以重新振作。他精力充沛的特质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既然无法在官方谋得一席之地,他便试图在社会生活中消遣娱乐。可惜,他的标准太高,他曾宣称,出了巴黎圣日耳曼的近郊,上流社会就不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的首都离他理想的首都还有些距离。俾斯麦也承认,在圣彼得堡,那些老派的人、一直活在18世纪余晖中的人、言谈中仍保留着已逝时代荣光的人依然存在。这些人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期间长大成人,他们接受过古典教育,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以及德语。俾斯麦将他们誉为“欧洲文明的精华”。但是他们已是将死的一代,后起的一代人未能达到亚历山大时期的巅峰水准。俾斯麦说:确实,奥尔洛夫老亲王在品格和礼仪方面都十分出色。彼得•舒瓦洛夫可能是帝国政坛上“最有头脑”的人物。但是可惜他们才智有限,对话总局限于“宫廷、剧院和军队”这些老生常谈。

不过圣彼得堡也尚存可以慰藉人之事。首要的要数皇室的消遣乐事。在各式各样的外交之旅中,俾斯麦从未遇到过什么可以媲美罗曼诺夫王朝的财富与奢华。只要是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亲王召集会议,一来到沙皇的宫殿,俾斯麦就理所当然地分到一套富丽堂皇的房间。这里惊喜不断。数道菜品搭配着“三四种上好的葡萄酒”

会准时奉上——即使他在宫殿中其他地方已用过餐。美食“精致无匹”,佳酿入口难忘。他发现,壁橱中放着“高品质的美酒和其他必需品”。葡萄酒的龄级非常考究,“只有最好的”。他说,酒瓶的造价“必然也是极其高昂”。只有荒谬的禁欲主义者才会在盛装出席的晚宴上拒绝喝上一杯这样的拉图或拉菲。每当俾斯麦陪同沙皇乘坐帝国列车出游,都能享受到同样标准的奢华待遇。他会被领到一个装饰着帝国双头鹰纹章的蓝色车厢里,坐在舒适的座椅上。很快侍从就会端上放着茶和咖啡的托盘,一同奉上的还有饼干、肉、雪茄以及一瓶顶级的波尔多葡萄酒。

能够补偿他的事情还不止于此。俾斯麦还在“英国码头”租了一套房子,涅瓦河和尼古拉大桥的美景一览无余。与之前在法兰克福的那份外交工作相比,如今他有大把时间陪伴自己的三个孩子:1861年初刚满十二岁的玛丽•伊丽莎白•约翰娜,十一岁的尼古拉斯•斐迪南•赫伯特和八岁的威廉•奥托•阿尔伯特(也叫“比尔”)。每个星期六,孩子们都会拿着练习本来到父亲面前,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俾斯麦还腾出时间学习俄语,后来他不但学会了,而且精通并深深喜爱上了俄语。至于锻炼,这里有打猎活动。和贵族一起远足狩猎时,他会穿上俄国猎装,尽情地追捕麋鹿、狼和熊。他百发百中的名声让他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赞赏尊重,他愉快地发现,运动方面赢得的光环对他外交事业的成功也颇有助益。

不过,他很少在社交场合露面。俾斯麦并不是个夜猫子。每到圣彼得堡的热闹时节,作为城市社会的生活核心,各种晚会派对要到晚上11点钟或午夜才会开始。寒风刺骨的冬夜里,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傍晚去过歌剧院或芭蕾剧院,或参加完一场索然无味的舞会,此时爬进雪橇车,穿过白雪皑皑的街道,驶向城市某座灯火辉煌的豪华宫殿,去喝酒玩乐。在巴洛克风格的天花板下,上流社会的名媛扯着闲话,兴高采烈的男人追求着美丽的芭蕾舞娘。第二轮晚会一般在凌晨2点开始,还有夜宵供应,不到四五点钟,人们绝不会散去。俾斯麦认为,这样的社交生活对健康有很大损害,对他的外交事业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必需品。他拒绝过无数次这样的邀请,只对海伦娜大公夫人有所例外,对她,他能够做到假意逢迎。

他从沙皇亚历山大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太后的社交圈子里获得了更多乐趣,这位总是身着黑衣的年老孀妇和这位中年外交官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奇妙的亲密。俾斯麦视她如义母。论出身,她原本就是一位具有普鲁士王家血统的公主:威廉国王的姐姐。她对俾斯麦十分宠爱。每次拜访,他要么在床边和她共同进餐——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用餐——要么在大阳台上陪她安坐。这位上了年纪的太后会躺在贵妃椅上,一边编织,一边开玩笑地轻责她的这位被保护人。俾斯麦说,亚历山德拉“对我来说就是宽厚仁慈的化身”。她那“迷人的天性中包含着真正的母性,我全心全意地信赖她,就像自幼就认识她一样”。罗曼诺夫王朝对俾斯麦青眼有加,亚历山大甚至在俄国外交部门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

但皇家的好意和酒窖也无法完全缓解俾斯麦的痛苦忧虑,他担忧历史正将他抛下。“三年前,”他写信给姐姐说,“我本该成为一名可以建功立业的大臣,但如今,这个想法令我恶心。”他已经过了行动的好时候。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现在他能做的只有退隐到某个风景如画而又无关紧要的外交驻地了。他希望是瑞士。“环境优美而无趣的地方,”他说,“对老年人来说正合适。”

然后,罗恩的信件到了。瑞士被抛诸脑后。俾斯麦立即做出回复,对柏林的政治局势进行了分析,并请缨加入权力争夺。他对罗恩说,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可以粉碎自由国家主义者的对抗——这是一个“与议会一刀两断”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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