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时光,四年上了四所大学

一溪寒冷自生烟 2018-06-20 18:27:30

来源: 资中筠 



我的“走马灯”式的大学时期就这样匆匆过去了。四年间上了四个大学(燕京、中法、清华、北大),像走马灯一样,我算是从北大毕业的,但真正坐在北大的课堂里没有多长时间。我念了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四个大学,但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


本文选自陈乐民先生回忆录《在中西之间》






1948年我从育英中学高中毕业,越是临近高中毕业,越在选择专业和学校上伤脑筋。首选在当时当然是清华大学,其次是燕京大学;对北京大学倒是没有什么特殊考虑。问题是选报什么系,依我的长短处和我的兴趣,应该在文科里选一个系。我有自知之明,我在数理化方面,既无兴趣,又没有好好学。但是在那个时候已有文科毕业生更难找工作的问题;家庭情况每况愈下,“谋生”问题已不能不考虑了。


我跟蔡鸿滨商量,因为他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的“生理卫生课”和生物”的成绩还过得去,可以考一考“医预系”,将来当个医生也不错。犹豫了片刻,觉得虽是个好主意,但未免是胡思乱想,不着边际。于是忙乱中填报了“生物系”。现在想起来,仍十分滑稽,我怎是考“生物系”的材料呢?当时已经没有了准主意。报名期限马上到了,仓促之间就报了这两个学校的“生物系”,一进考场,打开数理化试卷一看,马上就傻了眼。


清华“发榜”的那天晚上我还是到骑河楼(当日时清华在城里设的一个办事处)去看“榜”了。解放前,清华、北大和天津的南开是联合招生、分别“发榜”的;清华是在骑河楼贴榜,当然是白看。燕京那边同样名落孙山。这本是意料中的结果,所以并没有很沮丧,只想来年再考,还是考清华和燕京。清华、北大,这是北平中学生都向往的学校。至于燕京,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表兄李恩光是燕京毕业的,常听他讲燕京大学怎样怎样好。尤其是校长司徒雷登,是他非常敬佩的学者,全心全意地用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而且有长者风度,人们赞曰“立如松,坐如钟”……表兄的话对我很有影响,并对司徒雷登怀有几分敬意。这也是我想考燕大的原因之一。

司徒雷登和燕京教授们合影


时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一天紧似一天,傅作义的部队被压缩在北平城周遭,到了不攻自破的程度。傅作义一方面派人出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一方面作拼死防守的准备。在局势日紧的情况下,傅作义发布了“征兵令”,凡年满十八岁而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都在应征之列。我家对门的墙上就贴了一张这样的“征兵令”,出门进门都看得见。不时还传来某家某人最近被强征入伍了的传闻。不久听说,被征用的青年人都被押到城外去修战壕去了。草木皆兵,人心惶惶。


在这种时候,我看到了一份叫做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的招生广告,招收高中毕业生,校长叫关賡麟。为了逃避“征兵令”,便急忙报考那里,很容易就考取了,好歹有个就学的证明,可以逃避征兵。上了两天课,都是讲铁路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事,我简直毫无兴趣,再也待不下去,起先是经常逃课,后来根本不去了,校方也不闻不问,听说不少学生也都渐渐告退了。

北平图书馆


那半年,我几乎每天都去的地方就是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去那里的本来意图是为来年再考复习功课,可是却安不下心来,大部分时间用在看各种有兴趣的书和杂志上,当时北平城内上上下下都在关心着时局的发展,不少除共产党以外的团体、组织和个人,纷纷在报上发表各种见解,相当多的内容是讲中国需要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的;有的内容在当时看来相当尖锐,矛头直指国民党。倒也没有发现当局对这些言论发出禁令,到那个时候恐怕是顾不上了。解放后毛泽东批评“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小骂大帮忙”之类的人,回想起来我在北平图书馆里仿佛都见过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些文章。我那时只是一个涉世不深不问政治的小青年;至少在那个时候我是同情他们的,对他们有些敬佩。



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份吧,燕京大学忽然招考一年级下个学期“插班生”,据说是因为有些进步学生,随着解放军南下了,叫做“南下工作团”,空出了一些名额。我投考了。文法学院不考数理化,躲过了我的“弱项”,所以被录取了。不过校方说,我们这批“插班生”不能同原来的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另外组班,到期末考试及格了,再与原来的一年级学生一齐升入二年级。当时我没有弄得很明白,好像不是“正式生”似的,可是又说到二年级再合在一起,不管怎样说,反正从此我进入了“大学时期”。


在燕京大学时间只有两三个月,一次校医普查身体,说我有“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病好了再复学。我说我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那校医不由分说,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马上就开了条子,命令式地叫我到校务处办休学手续。我当然很不情愿离开,但是毫无回旋余地。

1925年时的燕京大学未名湖


在这短短的几十天中,我在燕京大学已经感到开了眼界,尤其那美丽而幽雅的湖光塔影、未名湖……除上“必修课”以外,还可以去旁听其他的课。例如张东荪这个名字,是我在解放前上高中时就知道的。一次,听说他在上“哲学概论”,就去旁听了一堂课。说实话,几乎什么也没听懂。在“必修课”中,有一门课程觉得很新颖,叫做“社会发展史”,是严景耀教授开的课,这一门在从前的课程表里是没有的,是解放后新设的。严先生是社会学系教授,教这个课,对他说来也是第一回。总之无论如何,这该是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同学们还有定期的“团契”活动,当然它已经失去了过去宗教的意义。大家坐在一起看解放区来的书,记得一本是冯定著的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小册子。在“团契”活动中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都是解放前念的高中,现在坐在一起看一些全新的书、学一些全新的道理,有一种很别致的感觉。那时正是春暖花开时,大家拣一处如茵的草地,席地坐成一圈,或闲谈或讨论一些感到新鲜的问题。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都市青年,对新社会还好像有些新奇,英语课仍是美国人教,不过他常说这可能是他教的最后几堂课,要不了多久就要同所有的美国教师回国了。显然大家都感到燕京大学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从燕京大学回到家中“休学”,很快就觉得无聊起来,总是觉得燕大的校医莫名其妙。不过有一点也许他不是瞎猜的:母亲纳闷说,难道是受了父亲的“遗传”,因为父亲是死于肺结核的。于是便认真地到医院问医了,照了几次X光,医生说本来是有个阴影的,现在已经没有了,认为根本用不着“休养”。这下放心了就想交涉马上“复学”的事。那时已放暑假,燕京大学空空荡荡的,校医院紧闭着门,听人说,燕京大学不再办下去了,又有人说,可能并到别的大学去。后来果然并入北京大学,北大也从城内沙滩红楼迁至燕园,结束了它的沙滩红楼时期。



在我四顾茫然的时f候,中法大学招生。我一时心血来潮,再考一个学校有何不可!中法大学以学法文为主,记起了高中时的崔老师说的话:“多学一门外语等于多一条道路。”征求了一些亲友的意见,也都赞成。中法大学是李石曾办起来的,他在光绪末年随孙宝琦任驻法公使去了法国,在法国学习农业和生物哲学,回国后继续在推动留法勤工俭学上做了不少工作,在法国也曾有一座与在北京的中法大学相对应的“法中大学”,这与李石曾也有关系。

中法大学(素描)


几十年后(大约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作为访问学者曾到里昂去寻访“法中大学”旧址。周围比较荒芜,原来的旧房舍还在,只有一面墙上刻有中法两种文字的校名。现在又已过去二三十年了,那旧址想已不复存在了。


这里插几句李石曾其人。李石曾原名李煜瀛,是晚清当过军机大臣的李鸿藻的儿子。民国初年,李石曾倾心无政府主义,曾与蔡元培、汪精卫等发起“进德会”,又与唐绍仪、宋教仁等发起“社会改良会”。他多次去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发起华法教育会。在国内除办中法大学外,还当过北平大学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院长等;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后定居台湾,1956年病死。

李石曾,中法大学创始人


我进中法大学时,李石曾早已在台湾了。中法大学头上加上了“国立”二字,说明它已由新政府接管了。大学坐落在东皇城根的一座楼房里,没有校园,也没有操场,楼里只是一间间的教室而已,再简陋不过了;从燕园到了这里,有点像掉进灰堆里的感党。不久就听到传说,这个大学早晚是要关门大吉的,本来在这里的法国教师已经撤走了,一说是被“驱逐”走的。有一个法国老师中国名字叫邵可侣(法国名字 Reclus),为中法大学编写一本法语教科书,我们上课还用

他这本书。同他一起共过事的中国老师们提到他时,言谈之中都说他人很好,教学认真,对学生不错。不过他是位牧师,所以待不下去了。


北平解放后,大量的外国人都自动或被迫离开了;像邵可侣这样的牧师、神甫等更容易被看作“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对新政权活动的人。几十年后我出差到巴黎,见到了与邵可侣同时在中法大学执教的鲁德曼,他说邵可侣直到死前还记得在中国那些可纪念的日子。总之,在中法大学的一年匆匆而过,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知道大学的前途如何,纷纷为自己的下一步作盘算,不过我在中法大学这一年并没有白过,至少为法语打了个不错的基础:从发音起到能读懂一些短篇小说;我有英文的底子,学法文没有觉得太吃力。


有几位老师很值得纪念:曾党之先生当时已是位老先生了,他眼睛很不好,看书、写字,都需离得很近,几乎要贴在书上或纸上,但他教文学选读甚精彩,旁征博引,我和同学们的感觉是他很有学问,中西兼通;郭麟阁先生教文法和修辞。这两位都属于那种很传统的“教书匠”,一板一眼,扎扎实实。还有陈定民先生教法语的“语音学”。我的印象比较模糊了。


在中法大学学法语,有点像进现在的“强化班”,大量地阅读和“会话”,一年下来便有了不错的基础。此外也上别的课,教“中国通史”的是商鸿逵先生,当时他四十来岁,和其他先生们一样还穿长袍,戴一副近视镜。通史在中学差不多都学过,他的本事就在于他能去粗取精,经常引用一些古籍。这堂课结结实实,从夏商周一气讲到清朝灭亡。学年末交一篇自选题的“论文”,我写的是关于北宋怎样衰败并南迁的,竞写了三千多字,商先生给了我八十分,我很得意。



1950年,中法大学也和头年燕京大学一样,合并到北京大学去了。正好这一年清华大学招收二年级的“插班生”,我以“同等学力”的名义报考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二年级;因为只考英语、法语和中文,所以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就考取了,终于迈进了在中学时就向往的清华校门。在这短短的两年里,考了两次“插班生”(燕京和清华),都绕过了我最怕的数理化,算是运气不错。


在这里,我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因为清华墙外就是农舍,不像现在中关村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满眼的“高科技”。在清华园的围墙里面可以享受到水木清华,荷塘月色的景致,有圆的很神气的大礼堂和礼堂后面圣殿般的图书馆。特别令我倾心惬意的,是那些闻名遐迩的名师;虽然我不能去听他们每个人讲课,只我所在的学校里竞有这么多响亮的名字,这一件事已足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了。除了我已经知道的著名教授的名字以外,还经常听到些我所不知道的名家,例如钱锺书和杨绛,就是我进入清华后才知道的,那时他们的名声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显赫,但听他们讲课的同学说起,都说清华园有一对教授夫妇,学问大得不得了,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我没有上过他们的课。

风华正茂时的钱锺书和杨绛


为清华争得名誉的名师,亲见和耳闻的,可以开列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现在的报刊时常提到清华早期的“国学院”四大名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是清华文学院的骄做,也是清华的骄做,这是不错的。不过他们在清华园的时间并不长,走后拖的影子倒是一直留到现在。清华的文学院,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三十年里,有许许多多的“文曲星”,实实在在地使彼时的清华文科发出耀目的光彩。

国学院四导师与吴宓


那时,哲学系有冯友兰(他同时是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历史系有孙毓棠、雷海宗;外国文学语言系有钱锺书、杨绛、李赋宁等等。图书馆馆长、社会学家潘光旦。(校园常见他的身影,稍胖,架着双拐,稳健地“特立独行”,嘴上叼着一支大烟斗,那烟斗很大、很气派。他有一首“铭文形容他的烟斗,题记云:“自制老竹根烟斗成,铭诸斗腹。”“铭文”为三言四句:“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还有虽非文科但有文名的梁思成、林徽音等,我只能仰视他们。

冯友兰

梁思成和林徽音


有一位全校闻名受到全校师生尊重的体育教授马约翰,鹤发童颜,大家风度,每天早晨,常会遇见他在新林院跑步。清华极重体育,体育课在全部学分中占很重要的比例,无故不及格或缺课过多,难免影响升级。马老经常亲自授课,讲体育的重要性,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体育是练“本”,不仅是练“身体”,而且是磨炼人的“韧性”不怕任何困难的“耐力”。他常讲三个“ce”结尾的英文字:“ Persistance, endurance, resistence。”那时清华大学的体育课不仅是在体育馆和操场上,而且还有体育的“理论课”,这个课,总是由马老主讲的。

马约翰在给清华学子上课


这等师尊,清华园怎能不吸引人!有这等师资,清华怎能不是“最高学府”?它的“文科”怎能不是文章华盖的“文科”?



可是好景不长,1952年一声“院系调整”令下,清华的文科全体师生调出,清华大学变成了“工科综合大学”,文科整个砍掉了,清华园的文脉断了。几十年后改革开放逐渐恢复“文科”,但无论如何那股“气”是断了,我感到已非复旧容颜了。


因而颇有些感慨那时清华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每个年级分三个班:俄文班、英文班、法文班;各班以一种语文为必修课,其他外文可以选修。俄文班最大,当时由于“中苏友好”,俄语既为客观所需,同时也就成为一种“时尚外语”,原来在英文班的不少学生改学了俄语。俄语班仅年级的就有一百多人,英语班只有三十多人,我们法语班学生最少,只有十来个人。每到全级开会时,俄文班“声势浩大”,神气得很,相形之下,我们法文班只占一隅之地,对比十分鲜明。三个班相比俄文班里党员团员最多,政治是最“先进”的;英法两班,好像多是政治上的“白丁”,当时离解放不久,我们的“出身”大多属于“小资”以上,进步分子都到俄语班去了。英法两班在政治上好像“矮”俄文班一头;至少我的感觉是如此。清华外文系的传统是文学重于语言,我进校时还赶上了一些这种传统的尾巴。


外国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是吴达元先生,系主任主要力量用在教学上,没有什么“行政事务”缠着他。吴先生分工管我们法文班,他开两门课,一门是文法课,内容是我在中法大学已学过的,不过吴先生的讲法不同,重视对词语的分析;用的教材是英国的 Fraser Square的 French Grammar(法文文法),因为我们都本是有英语基础的,用英文课本讲法文文法,自然而然地有个语言比较的观念,既便于接受,也容易掌握语言的微妙的特点,特别是文化的特点。因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没有文化的语言,无非只是架说话机器。再一门文学选读,也是用的一本英国人编的教材,好像叫做 French readings(法文读本),按照法国文学史的顺序节选名家片段。好处是既学了文字又学了文学史。那时图书馆藏同类书之多,使我印象深刻。像上面说的“文法”和这本“读本”,都是吴先生从图书馆一下借来十多本,足够我们这班十几人人手一册的,我们那时似乎没有花钱买教科书这一说。

吴达元先生


吴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本本分分地、一心一意地“教书”,堂课上完,满满当当。吴先生在当时的清华园里不属于最有名气的,但讲课很“抓人”,学生的思想不可能“开小差”。他在讲课时同时也在欣赏那课的内容,投进去自己的情感。吴达元先生是专门研究莫里哀的,每讲到莫里哀的喜剧即眉飞色舞。他也很喜欢雨果,在讲到雨果时,他特意从图书馆借来了十几本雨果的长诗:“ La Tristesse d`Olympio”(欧兰庇奥的哀愁),人手一册;连续讲了好几堂,既讲文法修辞之严谨和美感,又讲那首诗所蘊含的意义。他讲时中、英、法文轮用,或联想,或对比,我当时听得十分入迷,有一种陶醉的感觉。这几堂课的情景,我印象极深,至今仍可清晰地回忆出来;虽然,很可惜,那首长诗的内容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


吴达元先生时常把学生们邀到他新林院家去,随意地谈谈,赶上春暖花开的日子,就在院子里聚会,搬出几把藤椅,有的人索性坐在小院的草地上。那时,每个教授都有一座二层小楼,新林院是最大的教授住宅区。每次去吴先生家,吴师母便准备些广东小吃招待,每人一小碗“鱼生粥”或“皮蛋粥”之类。这种师生的聚会,在不知不觉中散发着其乐也融融的文化气息。不过后来,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学生人数大大增加了,教授们的居住条件也不同了,不可能请那么多人来喝“鱼生粥”。


20世纪末某次去了一次“新林院”,我不禁大吃一惊,那些曾是教授们一家一居的小楼,都破败得慘不忍睹,其凄凉破烂之象,只配供拍“聊斋”之类的影片作“外景”之用。昔日幽静娴雅的新林已经被座座后来盖起的新楼们,挤成了一隅废地。几十年过去了,新的取代旧的是天经地义、自然规律,但是我仍不免产生岁月沧桑之感。


吴达元先生是位典型的教书先生,是位非常称职的“教书匠”。他著述不多,写过“欧洲文学史”和“法国文学史”,是作为大学用的教科书而写的。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潜心教书,这是他“知名度”不算高的原因。不过我的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文化的启蒙知识,很大成分得之于他。我自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去看过他,工作忙,是确实的;我这个人,扪心自问也的确不太讲“交情”,有些“忘旧”。


“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谈不上了,曾耳闻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怎样的了,也未在意,再后来听说他患了食道癌,我竟然没有去看望他;过些时候,就听说他病逝了。他逝世的十周年,北京大学西语系(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科悉数被调至北大)为他举办过一个小型“追思会”,许多曾受教于他的学生都赶来了,当时我正躺在医院,已在进行“血液透析”,只写一封信送去表示一点心意。已定居香港的同班同学黎凤鸣特意赶来参加了“追思会”,之后,她到医院来看我说,老同学差不多都来了,只有你不在,真不够意思;不过也难怪,你病成了这个样子。听她这样说,我不禁暗暗“自责”,我生病是事实,但我这个人确实有些“寡情”。后来罗大冈先生逝世,我同样因病去不了,也是只给齐香先生写了一封“慰问信”。



罗大冈先生与吴先生不一样,他和齐香先生是比较晚从法国回国的,先是在南开大学执教,由南开调到清华,很快“院系调整”转至北大。再后来罗先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我听罗先生的课不多,他讲“选读”,讲课旁征博引,把他在法国的经验传授给学生,特别是他们离开法国不过几年,亲历了法国近代文学界的变化,对20世纪上半叶,及至四五十年代的文学派别的情况了如指掌。

罗大冈和齐香夫妇


罗先生在讲课时顺便讲到的“新浪潮”、“存在主义”、“达达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说使我们这些对文学史的知识止于19世纪末的青年续上了20世纪的上半叶,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罗先生还把唐诗译成法文,曾在课堂讲过几首。


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年(好像是1991年),清华校庆日,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去看望罗、齐两位先生,他们已是望八之年了。住的是北大分配给齐香先生的,面积十分窄小,加上书多,几无转身之地。罗先生双耳完全失聪,两位先生交谈十分困难,于是做了一个“土电话”,用一根长塑料绳子两端各连上一支香烟筒,既当话筒又当听筒。齐先生居然说很有用,二老就这样通话。我们去了,他们兴奋得像孩子,还记得我们几十年前每个人的特征。罗先生改行做研究工作,齐先生则在北大一直教书,近几年才退休,算得上“桃李满天下”了。


罗先生重听,说话少;齐先生说,她印象最深的是周剑卿最活跃,黎风鸣最不用功,学得最好的是桂裕芳。此时,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都已过了耳顺之年。这次相聚后我们便很少见面了。


临别时,我送给罗、齐两先生一本我几年前出版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几天后接到罗先生寄来一封信说看了我那本书,觉得没想到我进入了一个“新领域”。随信寄来他近译、齐先生校核的法国当代作家M.亚朗的散文小说选集《我们最美好的日子》,作家出版社1990年首印,是一本装帧朴素而文雅的小开本的“口袋书”,很符合亚朗的风格。遗憾的是扉页上的译者名字中的“冈”字错印为“纲”,罗先生寄来的那本特意用钢笔把那个“纲”字的偏旁划去了。

杨绛、钱钟书与好友盛澄华(右)1938年攝于巴黎


在清华时的“口语”课是盛澄华先生教的(“口语”课是现在的称呼,那时叫“会话”课)。最后一年转到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教“口语”的是齐香先生。那些年没有法国教师,“口语”只能由中国人教。整个西语系只有一个美国教授,有名的温特教英美文学,他是久居北京的,对中国的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做了许多掩护和帮助革命知识青年的工作。老年,他对许多事情有意见,很不惬意,郁郁以终。


在清华校园里时常见到他高大的身影,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听同学们讲,他的学识和人品是很令人肃然起敬的。他教了好几代中国学生。至今我只见过杨绛先生写过追忆他的文章,没有见过别人写过关于他的回忆。中国人有不忘旧的传统,他那么多学生,该不会忘记他吧。


盛先生其实并不善于“口语”。他在法国留学时是研究纪德的;国内没有几个是专门研究纪德的,盛先生便成为“纪德专家”了。而纪德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反动”的,因此“纪德”是开不成一堂课的。盛先生技无所施,受命开了他并不擅长的“口语”课。每次上课,他带来一架唱机,放教学法语的录音,一遍两遍地听。我那班学生一共十来个人,围坐在一个唱机周围听。听完后,盛先生用法语提几个问题叫学生用法语回答,或者叫起一两个学生用法语概述唱机里录音的内容。现在想起来,这种办法似乎相当“原始”,但盛先生煞费苦心,在那种没有“外教”的条件下想出了这种聊胜于无的办法,真够难为他的。


盛先生那时正在追求进步,经常是那身灰色土布的中山装,很像从解放区过来的。他已是“预备党员”了。他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说话很慎重,多一句不说,可能与此有关。在我们学生中有位年纪稍长两岁的大同学,是全系师生中唯一的党员,自然负担起全系的“政治思想工作”。据说盛先生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他。时常在课后要同盛先生谈些什么。只是盛先生是否继续研究纪德,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一年在北大上“口语”课,教师是齐香先生了。齐香先生的发音很好听,是纯正的“巴黎音”。她上课完全不讲中国话。她的办法主要是“听写”。先把要“听写”的内容,用正常速度朗读一遍,让大家有个概貌,然后用较慢的速度一句一句念,每句念三遍,学生用笔写下来,再叫一两个学生把“听写”的内容朗读出来。最后齐先生评讲、纠正错误。这个办法弄得学生们十分紧张,整个课时不容你分散注意力,你事先也不知道她要念的是哪种内容的东西,心理上是没有准备的,所以一开始便紧张起来。不过齐先生的态度是很温和、很体谅的,甚至是很慈祥的,即使发现某人在“听写”时有不该犯的错误,她的批评也是很说理的,很和蔼的,从不疾言厉色。


齐先生备课十分勤奋认真,为了讲清一个词、字的用法,搜集或编写的例句,叠起来几可等身。有人说,齐先生自编的教学资料,如果稍加整理,印成书,一定可以对法国语言文学的教学有很大的用处。齐先生为人朴实,从不张扬自已,一生本本分分地教书,心安理得,所以凡经她授课的,没有不尊敬她的。我们中国过去有不少这样的老先生,一辈子勤勤恳恳,默默地耕耘,无名无利。


齐香先生是“梨园泰斗”齐如山先生的女儿,所以她还能哼几句京剧“女起解”呢。



我的大学生活是一曝十寒,四五年时间没有连贯地念下来,中间时被“借调”工作或被政治运动所打断,当时我上过几座大学,都是名师如云的。然而除去刚才说的几位,大多只是在校园远远地望见他们的身影,对于他们,无论是属于哪个院系的,我心中总是怀着敬意的。


我刚进入清华园时,如前所述第一个感觉便是这里是一方远离城市尘嚣的“世外桃源”,人人都是饱学鸿儒,每个系的教授开什么课,指定什么参考书都公布出来,使人感觉是邀游在学问的海洋里,我不可能把这片海洋一口吞下去,但只徜徉岸边已够幸福的了。


一次我看到公告栏上贴出潘光旦先生给“社会学系”开列的参考书目,那前两种竞是《资本论》和《圣经》!这给了我一个非常奇特的印象,令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赞叹学问的伟大包容性。但不久就听说,潘先生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潘光旦先生兼任图书馆长,有好事者反映,图书馆里竞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一般宣传性小册子放在一起而未列人“正式书目”,于是对潘先生的指责接踵而来。


我迟钝而又幼稚,不懂得“风起于青萍之末”那类的道理,没想以后每当政治运动一来即影响课程的正常进行,土改、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等等都要占去许多上课的时间。宁静的“清华园”不再是我第一步走进时的“世外桃源”,而成了知识分子的“炼狱”!


“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与“抗美援朝”联在一起的。对象是老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受过欧美教育或在历史上与国民党政权有些关系的。要清除美帝的思想影响,就要扫清存在于他们脑子里的所谓“亲美、崇美、畏美”的思想。当时叫做“知识分子忠诚老实运动就是叫教授们分别在校、院、系各级师生面前挖“思想根子”、“自我剖析”,同时还要揭发批判别人。


杨绛先生的小说《洗澡》的时代背景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忠诚老实运动”。有的教授检讨多次仍过不了关。这是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下马威”。所有的教授人人过关,无一遗漏。他们在作检讨时,学生要去听,并给以“帮助”,如提问、上纲上线等等。有两例,我一直不忘。


一例是冯友兰先生在文学院作自我剖析,当他讲到他为何被蒋介石聘为“顾问”时,听众的情绪很是激动。我记得冯先生和台下的冯夫人都落了泪。我敬佩冯先生一类的教授的学问,我之向往清华,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清华有这样一批硕儒。在听冯先生作“检讨”时,我仍是带着这种心情的。听了几次冯先生还有其他几位教授的检讨,我觉得这样迫使他们作这样的“自白”,是“作践”他们,很不合情理。于是在下面这件事上就暴露出我的“不合时宜”。


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在系级做检讨。我是外文系法语专业的学生,对吴先生当然比较熟悉。吴先生检讨了多次,追问仍然不止。我感到很说不过去,竟起身说了句:“我认为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的了”。不料这一句话把全场的目光都引到了我身上,我赶忙坐下了,追问继续下去。


会后那位在系里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同学特意找我谈话,颇为语重心长地说:“你太‘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了,这不是真正帮助吴先生,这根源在于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即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示我今后要努力改造自的“世界观”。这些话对于一个正在“追求进步”的青年人来说,自然是很重要的。这位“大同学”后来在60年代受到了“政治整肃”,“文化大革命”时又遭到种种迫害。现在,他已在美国定居,去研究宗教问题了。


除去在学校必须参加“政治运动”外,占去我大学后两年相当多时间的应属隔三岔五地借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团中央机关去参加实际工作。我参加过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外宾的接待工作、亚洲太平洋区域联合会和亚太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以及团中央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因有外宾与会)等等。这些工作,断断续续,加在一起,可能有两年之久,那时的领导大概觉得你既在学法语,不管你学到什么程度,就让你去当“翻译”,其实真正的翻译也轮不上我,那是教授们的“差使”,所以我的工作只是“打打杂、跑跑腿”,带着外宾逛逛街,等等。


参加这些实践工作,其实是我后来长期从事对外工作和国际活动的开端。我当时是绝对没有预料到的。


在团中央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学校时(因1952年院系调整,我已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毕业考试已过,已经放暑假了,学校空空荡荡;只有应届毕业生在等待分配工作。我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没有分数,算不算毕业呢?吴达元先生说有两个办法,征求我意见:一是给我两星期做准备,然后补考,补考后算我毕业;二是不补考,算我“肄业”,与毕业生一起分配工作。我真的不在乎什么“肄业”、“毕业”,反正是由组织上分配工作,便说听从领导决定,但两星期后补考我感到困难,同时说借调出去工作是领导决定的,不是我自己要去的,所以缺考的责任不在我。吴先生说研究后再定。几天后吴先生通知我说:不补考了,而且仍算毕业,参加分配工作,因为“外调”参加实际工作,实比在校上课更能取得实践经验!


经过这几年折腾,我的兴趣已经从外国文学移开了。我的思想已经向“政治第一”的方向转化了;何况各方面都急需外语人才,外语系的毕业生大多数都要分配到各种政府部门去。过了几天,校部人事分配部门的潘乃穆(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找我征求意见说,如分配到国外较长期地工作,有何意见。我表示一切服从组织决定。她说可能到布拉格去,她嘱我,在最后决定之前一定要“保密”。


过了几天,在办公楼大厅举行全校应届毕业生工作分配大会,陆平校长主持。全体毕业生胸戴大红花听候宣读分配名单。名单宣布接近完毕时,台上说,还有十四名毕业生将分配到“党群系统”,具体是哪些单位,将另行通知。我正好是这十四人之一。


那时毕业生分配工作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会开过以后,每天都有分到毕业生的单位派车来接,一批一批地走了,就是不见“党群系统”车来接我们这最后的十四个人。又过了半个月左右,校方人事部门通知我到“中央组织部”去接洽具体的工作单位。我到中央组织又等了几天,那里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份已准备好的“介绍信”,让我住进前门外一家招待所,等候通知。那家招待所离我家不远,因为要等通知,就老老实实等在那里,连家也不敢回。


等了十天左右,“通知”来了,呀!原来是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报到,即我在大学时曾被借调去好几月的单位之一。我的毕业分配工作的过程,使我觉得很有些“神秘感”,因而也使我沾沾自喜,甚至有几分“自豪感”。因为我要去工作的地方背定是个很重要的单位。从此我开始了长期的“民间外交”工作。在“和大”工作一年后,我被派到维也纳在李一氓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我的“走马灯”式的大学时期就这样匆匆过去了。我对“国际事务”,在大学后两年已经沾上边儿了。大学学的一点点外国文学没有继续下去,只成了“业余爱好”。

我的“大学生活”四年间上了四个大学(燕京、中法、清华、北大),像走马灯一样,我算是从北大毕业的,但真正坐在北大的课堂里没有多长时间。我念了中国知名度很高的四个大学,但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说实在的,这不能全怪我。


在几年的大学生活中,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借调”到一些单位参加些实际工作的期间,我渐渐懂得,什么欧洲文学之类都没有政治重要,一切都应该服从组织的决定,因为只有组织,只有党的组织才是决定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命运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在高中时期曾立志“一不作官,二不从商”的清高学子的“誓言”在不知不觉中淡去了,代之以“靠拢组织,提高政治觉悟,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在分配工作的


那些日子,我激情满怀,希望组织上把我分配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去。我已经没有自己的“志愿”了!四五年的时间的变化,真不可想象。




延伸阅读:


“诈死“的俄籍记者巴布琴科是何方神圣?


作者:胡学星; 来源: 钝角网 



编者按:5月30日,之前被传死于谋杀的俄罗斯记者巴布琴科出现在一场高级别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长格里察克解释称,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确打算将巴布琴科“消灭”。为完成这一计划,俄罗斯人已经策划了两个月的时间。乌克兰国安局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启动对巴布琴科的保护行动。乌克兰安全局局长表示,散布记者巴勃琴科被害的消息是特别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防止他被谋杀。


巴布琴科曾在1990至2000年代初期,担当俄罗斯士兵到车臣战争前线作战。成为记者后,他尖锐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工作。


本文原题为《不一样的“战壕真实”:巴布琴科的战争小说》,作者胡学星,原载《读书》2017年1期。

巴布琴科




阿尔卡季·巴布琴科(一九七七— )是第一位以车臣战争为创作素材的俄罗斯作家,他以充满人文情怀的笔法,将自己亲历的战壕生活展现给读者,其创作风格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壕真实派”。在苏联时期的战争文学领域,继老一辈作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西蒙诺夫之后,出现了“战壕真实派”。该派作家大多是在前线打过仗的年轻军官,他们结合自己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创作出一批堪称经典的战争文学作品,包括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等。“战壕真实派”的创作出发点有别于此前的苏联战争文学,没有将战争的胜利全部归功于最高统帅的英明指挥,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普通官兵,突出了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无可替代的贡献。相对于此,车臣战争作为一场现代局部战争,缺少那种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高昂情绪,战争似乎与普通百姓无关,而参战士兵也将前线作战理解为一项职业任务,很少表现出英雄主义气概或爱国主义热情。因此,巴布琴科的车臣战争小说虽然同样力求表现“战壕真实”,但他笔下呈现出来的战争已是另一种样子。

车臣战争


巴布琴科创作的初衷首先在于揭示车臣战争的真相,对“战壕真实”的再现达到了新闻报道那样的准确程度。在谈到文学创作时,他宣称自己的作品反映的就是“战壕真实”,要将“亲眼看到的那种战争呈现出来,不会是那种被宣传加工过的样子”(二〇〇八年四月七日接受BBC采访)。评论家普斯特瓦娅曾撰文,专门谈到了巴布琴科小说的这种真实感:“巴布琴科被战争的真实压得喘不过气来。像一面镜子的碎片,穿行在战场上,并将战场映射出来。”(《新世界》二〇〇五年第五期)为了强调这种“战壕真实”的价值意义,巴布琴科曾与老一辈作家马卡宁(一九三七— )展开论战。马卡宁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文学创作,数十年来笔耕不辍,代表作品有《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瓶的桌子》(一九九三年获俄语布克文学奖)、《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一九九八)等。一九九九年,马卡宁推出了以车臣战争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高加索俘虏》。在马卡宁看来,即便是对于战场上经受生死考验的人,美仍然是一种拯救力量,它可以让人保持自己的本性。巴布琴科则认为这种论调纯属无稽之谈,为此他不无针对地指出:“没有打过仗的人不能讲述战争,这不是说他笨或迟钝,而是因为他没有能用来理解战争的感官。这和男人不能怀孕、生孩子是一个道理。”(《战争艺术》二〇〇六年第一期)二〇〇八年,马卡宁以车臣战争为题材,创作出长篇小说《阿桑》,并获得了当年的文学巨著奖。《阿桑》中的主人公建筑工程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齐林,曾在车臣地区从事军火库和燃料仓库的建筑工作,在车臣战争之后成为俄军敬仰的汽油大王、车臣人敬畏的“阿桑”。就马卡宁的这部新作,巴布琴科在《新报》上做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认为马卡宁对战争的描写纯属杜撰,根本沒有真实性可言,称这部小说是“借车臣题材对战争的胡编乱造”(《新报》,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巴布琴科的小说中,饥寒交迫、惊恐不安才是士兵每天面对的生存状态,危机四伏的环境要求战士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而美的东西背后往往暗藏着危险:“是很好,好看。但那儿会有车独分子藏身。那儿会有一场战斗,死神就在那儿。狗东西,潜伏在那儿,躲在太阳底下。等待,在等着我们。等我们懈怠了,就会跳出来。”(《阿尔罕-尤尔特》)


巴布琴科在小说中体现的“战壕真实”,摆脱了正义战胜邪恶、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等宏大叙事的诱惑,“活命”被视作战场上的最高法则。战争怎样让一个人变成一名战士,这才是他要表现和思考的主题。从生命价值的角度,巴布琴科将战场上的“活命”与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等量齐观,战区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街区,在战区里生活着一种从事特殊职业的群体。二〇〇五年在接受《新报》采访时,巴布琴科说过:“有两个俄罗斯,正在打仗的俄罗斯和另一个俄罗斯,它们存在于平行的两个世界。”在小说《阿尔罕-尤尔特》(《新世界》二〇〇二年第二期)中,通过主人公阿尔乔姆,巴布琴科讲出了战区“居民”最关心的事—“在极端情况下,所有机体活动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活命。”在生死瞬间,阿尔乔姆处于极度惊恐之中,他最为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活命”:“重要的是活下来。什么都不要想。至于将来会怎样,只有上帝知道。”阿尔乔姆将打仗等同于职业行为,杀人不过是这种职业要求完成的任务而已:“对车独分子,他没有丝毫同情或良心不安。我们是敌人。应该杀死他们,就该这样。采取一切手段。办起来速度越快、手法越简单越好。”我们还记得,在当年的“战壕真实派”作品中,颂扬英雄主义,捍卫正义与真理,是巴克兰诺夫等一代作家始终坚持的创作宗旨。无论是在《最后的炮轰》,还是在《一寸土》中,尽管战士们英勇战斗的画面充满了血腥,但经常让老兵们陷入噩梦的那些残酷经历让他们成为更高意义上的人,成为捍卫和平与真理的高尚之人。在《一寸土》中,巴克兰诺夫借中尉莫托维洛夫之口,道出了苏联官兵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忘我战斗的意义:“我们打仗,是为了消灭所有的卑鄙行径,是为了战后能过上充满人性、诚实而正当的生活。”不难看出,在“战壕真实派”的作品中,消灭敌人而让自己活下来并不是最终目的,这显然与巴布琴科的“战壕真实”所体现的“活命”原则不能同日而语。


在巴布琴科的战争小说中,作者从全新的角度开启了当代人对生命的意义、对战争的另一种理解。参与战争的人遵循着冷酷而僵硬的“活命”原则,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一名战士,完成这种蜕变的代价是人性的丧失,这与战士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冲突。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交战双方或阵地已不复存在,交战经常发生在人们仍在正常生活的街区或巷道,执行作战任务的战士穿行在和平生活的空间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就变得格外强烈。此外,现实中车臣战争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不高,新闻媒体对战事没有连篇累牍的报道,退伍后的战士也感受不到社会的关心,体验不到参战本应带来的自豪感,由此产生的落差让参战者更看重普通人所过的安宁生活。巴布琴科在描写令人胆战心寒、噩梦萦绕的战斗场景之际,始终未忘展示主人公内心对正常生活的向往与渴望。战争残酷之“冷”与向往和平生活之“热”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冲突中,主人公一方面要捍卫“职业”操守,去完成作为战士所肩负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像普通人那样,时刻想着保全自己的性命。为此,巴布琴科所要表现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和敌人的冲突,而是主人公内心的冲突。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不关心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战争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必须完成的工作。在巴布琴科的作品中,普通人经受战争的考验,成为一名战士,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人格上的升华,也不能证明他在价值观或人生观方面变得更崇高。相反,人之蜕变为战士,往往意味着心灵活动的结束:“这片战场他不会忘记,他是在这儿死去的,他身体里的人跟在纳兹兰时的希望一起消逝了。而一个战士诞生了。一个好战士—空虚、没有思想,带着冰冷、仇恨的心看待整个世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阿尔罕-尤尔特》)


在巴布琴科的小说中,按“活命”原则,将个人的生存放在首位。阿尔乔姆是小说《阿尔罕-尤尔特》中的主人公,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由于他的误判,导致一名车臣老人及其八岁的孙女遭到枪击,女孩当场死亡。这件事让阿尔乔姆追悔莫及,几近疯狂,差点儿吞枪自尽。为了证明“活命”的合理性,他反过来想,被枪击的目标如果真是车臣匪徒呢,那样的话,命运就换过来了,死的就不是对方,而是自己了。最后,阿尔乔姆认识到,开枪是必需的,由此也完成了由普通人到一名战士的蜕变。在这个蜕变过程中,将个人放在首位的“活命”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与以往的战争文学大相径庭。人们在谈论“战壕真实派”的起源时,常常追溯到维克多·涅克拉索夫(一九一一至一九八七)的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一九四六)。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克尔任采夫中尉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及其成长过程。在反击德军的战斗中,人之成为战士,意味着这个人经受住了考验,其人性得到了升华,进而变成英雄。对于涅克拉索夫来说,战争是验证和提升人格境界的手段。对于巴布琴科而言,战争中的人也是普通人,而战区不过是另一种生存区域而已,争取活下来才是天经地义的头等大事,这成为其作品中缺少英雄人物形象的原因之一。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主人公“平民化”是巴布琴科战争小说的一大亮点,这有别于以往带有“英雄化”“妖魔化”倾向的做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壕真实派”文学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大多表现出主人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存在着英雄化的倾向。在八九十年代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作品中,不仅见不到对英雄主义的颂扬,而且表现出另一种极端,即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存在着“妖魔化”倾向。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奥列格·叶尔马科夫(一九六一— )曾在苏联驻阿富汗的炮兵部队服役。一九八九年,叶尔马科夫开始根据亲身经历,创作出系列小说《阿富汗故事》。在叶尔马科夫的代表作《野兽的标记》(原文发表于一九九三年,由刘宪平、王加兴完成的中文译本已于二〇一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主人公切列帕哈是苏军的一名校炮手,小说重点讲述的不是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而是其所在的军营生活。借助“妖魔化”手法,切列帕哈被塑造成一个与“野兽”无异的军人形象,他不仅欺负新兵,吸食大麻,还恫吓平民,枪杀俘虏。而在阅读巴布琴科的《山地步兵旅》(中文译本见《世界文学》二〇一〇年第三期,胡学星译)等小说时,我们能从主人公平淡无奇的言谈举止中,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珍惜,这都要归功于作者将主人公“平民化”的处理方法。


在巴布琴科的小说中,军人没有被塑造成“高大上”或“高大全”的形象,不過,他们还是会让自己适应残酷的战场生活,以尽职尽责的敬业态度,去履行军人的天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战士们在险象环生的战争环境中,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体验和平生活,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山地步兵旅》讲述了俄罗斯士兵与车独分子作战的种种经历,同时还不吝笔墨,描写了战士们在战斗间隙或休整期间的“闲情逸致”—到河里洗澡,收养小狗,救护濒死奶牛等故事。有一次,战斗刚告一段落,两名战士去车独分子把守的楼内侦察,发现“一个很像样的炉子”,便想带回去取暖用,这时候被对方的狙击手发现:“我们朝己方的楼房飞奔,像高鼻羚羊那样,两跳就跨过了五十米的距离,但还是没扔下炉子。我俩刚跑进楼门,就开始像疯子似的哈哈大笑,差不多笑了半个小时,停不下来。”为了弄到取暖用的炉子,两名战士差点儿丢掉自己的性命。这是正常人所难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不了解战士们所过的那种非人生活:“一个星期没洗的双手布满裂纹,经常出血,因为寒冷而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湿疹。我们不再洗脸,不再刷牙,也不再刮胡子。我们已经一星期没烤过火了—湿漉漉的芦苇点不着,而在草原上又没有地方可弄到劈柴。我们开始变得像野兽一样。寒冷、潮湿和泥泞把我们身上所有的感觉都剥蚀掉了,只剩下仇恨,我们仇视这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正是为了避免变成“野兽”,需要用炉子来取暖,让自己保持正常人的状态,两名战士才会冒着生命危险将炉子带回去。


在巴布琴科讲述的车臣战争中,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短篇小说《一套住房》讲的是俄军士兵入住攻占区无人留守的民宅时发生的故事。主人公发现一处住宅的房门上挂着钥匙,室内陈设简朴但很温馨:“在一号小区,在一座黄色的五层高的楼里,我发现了这套住房。房门上包饰着便宜的人造革,门锁上插着一串钥匙,主人没打算把门锁上:在这里住吧,别破门而入就行。房子并不豪华,但很齐全。很有生活气息,看来主人刚刚离开,就在突袭之前。不像是在战争时期,这里很温馨、安静。简陋的家具、书籍、陈旧的壁纸、毛织无绒头的双面地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规规矩矩,没有遭到洗劫。甚至连玻璃都没被打碎。”房子的主人非但没有将家中的物品带走,还把钥匙也留了下来,这让见惯了人去楼空的主人公产生好感,唤起了他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于是,他将这一处住宅“藏匿”起来,经常到此待一会儿,将房主想象成自己的妻子,与之一起享受片刻的安宁生活:“这里是一个小世界,是我极其渴望的安宁生活的一片小天地,我渴望从前没有战争时的那种安宁生活,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守着心爱的妻子,晚饭时边吃边谈,畅想着未来。”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再次来到那处由于他的努力而保持完好的住宅:“我们要继续向前开拔时,我最后一次去那儿看了一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把门锁上。我把钥匙留在了锁上。”


从这类故事中,我们看不到战士们追求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也看不到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然也无从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作者对战士的污蔑或贬损。换言之,巴布琴科的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既不热衷于“英雄化”,也不喜欢“妖魔化”。巴布琴科描写的战士活跃在战场之上,辗转于生死之间,但仍渴望能像和平环境中的人们那样过正常生活,做个正常人。可见,“平民化”才是巴布琴科塑造军人形象的手段,这让他笔下的战士更真实,更接地气。


在巴布琴科尝试战争文学创作之时,苏联解体后一度受追捧的后现代主义已风光不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回归。在这种文学背景下,巴布琴科追求“战壕真实”的小说一经问世,便被评论家贴上了“新现实主义”的标签,并得到涅姆佐尔、斯拉夫尼科娃等文坛大腕的一致力捧。近年来,巴布琴科受聘为《新报》等媒体的战地记者,多次到南奥塞梯、乌克兰前线采访,这无疑会为他今后的战争文学创作提供帮助,我们期待着他更多更优秀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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