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汉语文的特殊性——从新哲学出发对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思考

北外刘立群 2020-10-17 16:14:39


      

方块汉字体系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精华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同时还是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等)的核心和关键要素,但围绕汉字是否落后、是否能记录语音等问题,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不同观点。全盘接受西方“文字单线发展论”观点的人认为只有表音文字最为先进、汉字迟早要被拼音文字所取代,还认为文字存在的意义仅在于记录语音,由于汉字不能很好地记录语音,也就证明汉字落后、不能很好发挥文字的功用。而坚持汉字不应被废除的人们虽努力在语言文字理论领域有所创新,提出诸如“字本位”等新的观点学说,但显然仍有较多缺陷、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笔者从包含符号论在内的全新哲学理论出发,在语言文字理论领域提出一系列全新的观点,由此出发可以较好说明汉语文的特殊性在哪里、为什么汉字不应当也不可能真正被废除等问题。

一,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几个误区

长期以来,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流行着以下几种理论观点:1,文字是从低级向高级单线发展的,即从象形文字(如古埃及象形文字)到音意文字(如汉字)、最终到表音文字(如拉丁字母)的发展,作为低级文字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已经消亡,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汉字也迟早要消亡,认定方块汉字必然向作为高级文字的表音文字发展,即汉字迟早要废除并被表音文字(即拼音字母)所取代。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根源就在于方块汉字的落后。目前虽很少有人仍明确坚持这一观点,但从学理上看,对“文字单线发展论”仍缺少认真研究,相关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2,认为“文字存在的意义仅在于记录口头发音即语音”,所以文字处于从属的地位,研究语言学不需考虑文字的作用;3,“文字(或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这种表达显然是从文字角度而非从语音即口头语言角度出发的,似乎简单明了并且符合事实,但实际上却不够准确和全面,因此并不能真正克服西方语言学的缺陷。

对于第1点,笔者明确提出:“文字单线发展论”有很大缺陷,而且完全不知汉语文(即汉语口语符号体系和书写符号体系)的特殊性,因此必须予以纠正和改造。具体来说,方块汉字体系历经几千年发展变化,目前与汉语口语的表达能力相得益彰、不可或缺,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体系与方块汉字体系一道已完全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因此完全可以、也理应永远存在。换言之,现代汉语使用两种文字体系,或者说当今汉文包括两种书写符号系统,即方块汉字体系和拼音字母体系,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两者互不可少、相互补充,与汉语口语一道共同构成汉语文符号大厦。当今汉语文离开方块汉字是不可想象的,离开拼音字母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区别能力是语言作为符号具有表达能力的关键所在。汉字的区别能力远大于汉语口语,也远大于拼音字母体系,假如人为强行取消汉字体系而用拼音字母体系完全取而代之,非但会大大降低汉语文的表达能力并带来很大混乱,而且必然使中华文明中断和衰落、使中华民族的科学及文化水平大大降低。

关于第2点:表音文字和口头语音的关系十分简单明了,二者大体上是相互对应的,汉语拼音字母与汉语口语的关系也是如此,而方块汉字和汉语口语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下面将对此较详细阐述。

关于第3点:准确的表述应当是:每个方块汉字都是一个独立的视觉符号,它本身只是形,每个汉字通常是和一个读音(音节)固定相连(少部分汉字有两个或更多读音),有较为固定的词义;每个音即音节通常对应于若干个乃至很多个不同的汉字,每个汉字少则有一个、多则有若干个词义。西方语文中的字母本身(汉语拼音字母亦然)也只是视觉符号,通常是和一个读音相连,大多数单个字母通常没有词义,使用作为表音文字的字母体系可记写下口头语词和语句;口语中的表达是连续的,书写下来文字必须在词与词之间空行,否则就难以识别和读出。汉字作为书写符号,无论是单个汉字还是组成汉字的偏旁部首本身都是有意义的,而表音文字体系中单个字母本身则大多数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汉字表意的层次远比表音文字多和复杂。

二,从区别原则和省力原则出发重新认识汉语文的特殊性

笔者在《超越西方思想(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一书 (此书目录及部分内容见于凤凰网博客“刘立群北外”)“符号论”一章明确提出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区别原则和省力原则。迄今的理论语言学研究试图寻找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例如索绪尔提出符号创制的“任意性”、“语言和言语”、“历时和共时”等作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笔者认为索绪尔的学说有很大缺陷,例如单音词的创造是任意的,多音词的创造则离不开以单音词为基础,因此不是任意的;汉字独体字的创制基本上是任意的,但合体字的创制离不开以独体字为基础,因此不是任意的,这说明任意性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笔者明确提出,不同语言之间真正的共性就在于区别原则和省力原则。本文试图由此出发去看汉语口语与汉字体系的特殊而密切的关系,进而重新认识“字”与“词”的关系以及“字本位”和“词本位”之争等问题(已故徐通锵教授用“字本位”学说反对“词本位”学说,参阅徐通锵主编《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

从区别原则和省力原则角度出发来看汉语口语和汉字体系的异同,可以得出:方块汉字所体现的区别原则远比表音文字体系所体现的区别原则要复杂得多,表音文字体系主要依据声音本身(包括词形变化)来区别不同意思的表达,而在汉语文中,汉字的区别作用远大于口语中的区别作用。为弥补汉语口语表达的这个弱点,在实际口语表达中往往加以必要的说明,最典型的说明就是诸如“言午许”、“口天吴”,或例如“guoying是水果的果、苍蝇的蝇”。而这类说明在书面语表达中则完全不必要,因汉字字形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既说明汉字的信息量远大于汉语口语的信息量,也说明区别原则和省力原则体现在口语和书写上是很不一样的。

古代汉语文的区别能力即表达能力十分有限,进入近代以来,为适应各类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迅速发展和扩展,不可能再依靠大量创制新汉字来满足对创造新语词的需求,因此除了创制少量新汉字之外,必须主要走组成多音节语词的道路,因此涌现出大量多音节词,并因此形成现代汉语。

外国人学习汉语文至少有三大难关:1,四声的掌握;2,谐音词(即同音词,包括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词义的识别;3,断词,即书面语不同语词之间的区分。前两个难点涉及口语上的听说,第三个则是书面语的阅读。中国人克服这三个难关的方法:对四声的掌握是从小逐步开始,对第二点主要靠语感即大量听与说及上下文,对于第三点主要靠知识的积累和词汇量的扩大。这些对于外国人来说都难度很大。

所谓“字”和“词”的关系应这样来认识和表述:单个汉字本身就是一个个独立的读音和意义单位,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汉字一字即一词,但现代汉语中绝大多数语词都是多音节词。由于古代汉语文一字即一词,字与字之间因此并不留空,而在现代汉语中,尽管绝大多数语词是多音节的,但这种连续书写的习惯却完全保留下来。这样连续书写的汉字书面语显然往往不易区分开不同语词即不易断词,这主要需凭借知识面兼词汇面即阅读的数量和范围,知识面较广的人词汇量必然较大,在朗读时准确率就高、顺畅,反之则磕磕巴巴、容易读错,或不大理解所读的内容,或不知该读成什么音。在默读时,知识面广的人阅读速度快、理解快且准确,反之则否。有学者主张在汉语书面语中给不同语词之间留出间隔(如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即类似于西方语文的书写方式。不过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早已习惯于目前不留空的书写方式,不会感到有这个必要,在阅读这种书写方式时反倒觉得不那么顺畅。

三,认为“文字的意义仅在于记录口语”失于简单片面

“语言”一词是个多义词,狭义的“语言”仅指口头语言,广义的“语言”则既包括口头语言,也包括文字。为了明确表达语言和文字同等重要、都应当进行研究,应当把“语言学”改称为“语言文字学”才更加准确和明确(参阅笔者“‘语言学’应改称为‘语言文字学’”一文,收于笔者《德国思想与文化:反思与创新》一书)。

对使用表音文字的印欧语系而言,“文字的意义在于记录口语”这种观点大体上符合事实,但依然有较大片面性,因为若没有文字及用文字记写的无数书面文献,则没有人类的文明及科学发展可言。对于表音文字,基本上不存在读不出来的问题,因几乎都是有规则的拼读(英语语词的读音不规则性问题较大,法语、德语、俄语等均相当规则),而汉语文则不同,虽然大多数合体汉字都有声旁、可基本依此读出来,但毕竟还有四声,取哪个声则不能靠猜测,只有预先学会或靠查字典才有把握读准。在西方语文中,口语上的变化和书写上的变化基本同步,而在汉语文中,二者情况较为复杂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步。

汉字体系是由单个汉字所组成的视觉符号体系(此外标点符号也起到重要作用),汉语口语是一个个音节所组成的听觉符号体系;汉字体系与汉语口语的关系比世界上各种表音字母体系与其各自口语的关系要复杂得多,相距也远很多。汉字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是基本汉字,合体字则是在独体字基础上组成的派生性汉字;几千年以来所创造出的独体字的数目是有限,这同时意味着组成合体字的偏旁部首的数目也是有限的,而合体字数目可以无限增加(例如近一百多年来为命名新发现的诸多化学元素而新造出一批“金”字旁、“气”字头等合体字);独体字与读音的关系是任意和约定俗成的,合体字的读音则大多数与作为部首之一的音旁有关。

语词是表意单位,汉字作为书写的表意符号可分为:独体字单字(单音节词)、合体字单字(单音节词)、两个以上(含两个)汉字组成的多字语词(多音节词,也即合成词)。绝大多数独体字都是有意思的即是单词(语词),极少数独体字本身没有意思即不能单独使用、不是单独语词;几乎所有合体字都是有意思的即都是语词;多音节词全部都是语词、都有意思。汉语文创造新词主要有两个途径:1,创造新的合体字;2,创造新的合成词(多音节词)。此外还有给已有的单字或合成词赋予新的词义这个途径,不过为数不多,因可发挥余地不大。这就是说,其他各类表音文字语词的创造只有构词法,汉语文则除了构词法之外还有造字法,二者共同作为汉语文新造词的方法,即造字法是汉语文所独有的造词法。

一般来说,单个符号越多,给学习者带来的记忆负担越大。不过在汉字体系中,真正需要记忆的是独体字,而合体字的读音和词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据部首来加以识别,即不用单独记忆。由于作为合体字部首之一的形旁是用于表意,所以汉字的区别功能大于汉语的区别功能。笔者在《超越西方思想》一书中提出了三种词义论,即内涵义、外延义和字面义。汉字的字面义十分特殊,与汉字的结构即部首即独体字直接有关。

西方语言中普遍存在着复辅音(bl-,gl-,pl-,sp-,str-等等),复辅音的大量使用大大提升了西方语言口语的区别能力,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口语中没有复辅音,这大大削弱了区别能力。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音节数量,若不计声调约400个,算上四声声调约1600个,这就是说,汉语至多只能用1600个有声调的音节去组成几百万、几千万个不同的语词,这无疑给汉语口语造成极大的负担和困难,也造成汉语口语的谐音词特别多,不仅给外国人学汉语带来极大困难,也常给中国人自己带来不少误会甚至闹笑话(无论是相声还是小品等语言类节目便大量利用谐音词所引起的误会作为“包袱”和笑料)。

汉语口语的区别能力偏弱显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表达的需要,便通过创造出数目更大的汉字来加以弥补,使得汉字的区别能力远大于汉语口语的区别能力。中国自古以来要学知识、有文化就一定要识得汉字,而且学问越大,认识的汉字必须越多,因为大量知识都是通过书本才能学会,而识字是读书的基本前提。汉语文一音多字、一字多义的现象比西方语言一音多词、一词多义情况要更多,也更复杂得多。汉字的数量也必然是有限的,但用几千个汉字可以创造出无限多的复合词即多音节词,去表达无限多的事物。

四,从新哲学出发进行语言文字理论创新

迄今的语言文字理论研究之所以存在较大混乱、仍未取得较大进展,与缺少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直接有关,而且或多或少受到有较大缺陷的哲学学说的误导。只有从完全正确的哲学理论出发,语言文字理论问题才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解决。

人类创造和使用语言文字的目的都是为了表达、交流和传承,方块汉字体系与汉语口语的联系十分密切并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两者密不可分,如果轻视文字的作用、忽视汉字的特殊性,甚至认为汉字落后而主张取消汉字体系、用拼音文字取而代之,则只能大大削弱汉语文的表达能力,进而给中华文明和科学学术带来灾难性后果,也必然使人类文明和科学学术带来很大损失。口头语言像清风一样稍纵即逝、无从捉摸,现代录音技术的发明可以让人反复聆听人们说过的话语,不过人的记忆力终究是有限的,而现代科学学术和技术的发展需要越来越精确和严谨的表达、推理和计算等,这些仅靠口耳相传是远远不够和不可能做到的。

文字体系本身就是极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同时也是整个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正如任何文字体系都非十全十美、各有一定缺陷一样,汉字体系也有一定缺陷,包括难认、难记、难写等,通过汉字简化部分地解决及缓解了这方面问题,但几乎不可能彻底予以解决,目前繁体字和简体字并用的状况也将长期保持。总的来说,目前的汉字体系基本上可以满足和适应汉语文化圈对文字表达的需求(特别是在解决了电脑输入汉字难题之后),拥有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是世界文字体系之林中硕果仅存的奇葩,尽管也存在不少麻烦和问题。深入研究包括汉语文理论在内的语言文字理论可推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而哲学理论的创新也可推动语言文字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没有文字体系的创造及广泛和大规模的使用,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和长足发展。不认识文字的人即文盲不可能去学习科学知识,因为科学知识涉及面广且深及知识量极大、表达及逻辑推理严谨、词汇量极大,不识字、不去读书而仅凭听人讲几乎不可能学会,一来很难全部听懂,二来不可能准确地在头脑中都记住。所以进行科学研究即创造科学知识以及传授科学知识的过程都离不开书面表达即写作,离不开著书立说。

西方人研究“语言哲学”,中国学术界有人提出“汉字哲学”(如李敏生著《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其实两者都有缺陷和片面性。笔者认为,要想在语言文字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方面要努力打通哲学研究与语言文字理论研究,另方面要努力打通西方背景的语言学研究和中国传统的文字学研究,而做到这些的关键是理论创新,首先是哲学理论创新。笔者在《超越西方思想》一书中提出一套全新的哲学核心理论体系,由此出发去看待一切事物、一切领域及一切学科都可以得出很不相同的新的看法和结论,包括对语言文字理论问题。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引入了不同流派的西方语言学,对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过由于中国的汉语、尤其是汉字与西方的表音文字有很大差异,所以主要建立在表音文字基础上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始终存在着某种水土不服或隔靴搔痒的问题,甚至有学者说“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页)。有关“字本位”和“词本位”之争便是这种情况的突出表现。

笔者认为,“字本位”学说固然有一定新意和道理,不过显然也有较大缺陷。想单独为汉语文提出一种专门的、有很大说服力的新理论,这种设想的出发点依然相当狭隘。要想论证汉语文的特殊性,关键是要创立能够适用于所有语言和文字的全新的语言文字理论,从这种科学的语言文字理论出发去看汉语文,就可以得出一系列全新的视角和观点,可以讲清楚汉语文的特殊性。反之则几乎不可能做到这点。

中国语言学界争论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古汉语有没有语法”。首先,汉语“语法”一词是多义词(“语法”一词译自grammar,而grammar就一词多义),有时指语法现象或规则、有时指语法研究即语法学,应当对“语法”一词予以单义化(单义化方法是笔者提出的最重要科学研究方法,参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一书),即应当严格区分开语法规则与语法学,两者不应混为一谈。其次,任何语言都必然有语法规则,问题是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语法规则主要体现在词形变化上,而汉语文没有词形变化,其语法规则体现在语序和虚词上。由于未认识到这点,所以才提出这样的问题和发生这种争论。这就是说,应当从广义而非狭义的角度去理解语法规则。语法学就是对语法规则即语法现象的系统研究,中国自古就有对语序及虚词问题的大量研究,所以中国自古就有语法学研究,而西方的语法学研究主要是对词形变化等现象的研究,即两者研究的具体内容有较大差异。

迄今由于在语言文字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诸多混乱,对汉语文语法研究方面也就存在较多缺陷和混乱,例如《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汉语研究》(李华倬著,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绪论”说:“洪堡特1826年《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中说:‘···汉语并不利用语法范畴’。···西方语言是形式语法指导下的语言,所遵循的是语法规则;汉语所遵循的却是语义规则。如果把西方语言视为语法型语言,那么汉语就可以被视为语义型语言。”笔者认为,该书所述观点未以严格区分开口头语言和文字作为基本前提,也未真正认识到汉语文的特殊之处,因此其基本观点及表述有很多不严谨和偏差之处,尽管该书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意义。

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似乎只是雕虫小技、微不足道。其实,语言文字及其相关的词汇词义等问题研究、特别是术语问题研究,都是大问题、大学问,有大量问题需要认真透彻地加以研究,可以给人以很多启发,进而推动科学学术的深入发展和人类文明的长足进步。

2014110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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